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清朝前期逐步实现了对中原地区与边疆及藩部地带的统一。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统一新疆全境，大一统局面日益巩固，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一是在直省地区大体实行府县制，由有一定任期的流官治理；二是非直省体制的藩部地带，“隶在舆图者，复以千万里计”，清朝在藩部地带实行札萨克制、驻藏大臣制、将军制等特殊体制，对藩部地区实行差异化管理。藩部地区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但“不论它如何特殊，藩部与行省比较，都只能认为是一国之内统一主权之下的两种统治形式而已”，直省和藩部都是清朝疆域的组成部分。
　　清朝在疆域范围内所实行的不同治理模式兼顾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对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民族习俗、不同生产方式、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的差异化管理问题，在一定时间段内对保持中央对藩部的威信、增强藩部对中央的向心力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清朝这种边疆治理体制也存在一些弊端，特别到清末时日益凸显。
　　中央政府是否稳定强大决定了对边疆及藩部地带的治理效能
　　清朝实现对藩部的统一及对边疆的稳定统治，其重要前提是中央自身的稳定和强大，“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力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是边疆和藩部地带稳定的保障。以清朝统一青海蒙古为例，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西征漠西蒙古准噶尔部，抵达宁夏，距离青海不远。彼时清朝军威正盛，康熙皇帝要求青海蒙古诸部来朝，在清朝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影响下，“青海四姓厄鲁特诸台吉，愿觐圣上”。此后，在康熙皇帝的安排下，康熙三十六年底，青海蒙古部分首领前赴北京朝觐康熙皇帝，康熙皇帝赐予他们亲王、贝勒、贝子等爵位。当年底，康熙皇帝邀请青海蒙古首领在北京西山观看了八旗兵火器演练。彼时枪炮齐发、炮声隆隆，观看演练的青海蒙古首领深受触动，感叹八旗“军威精严坚锐”。康熙皇帝通过阅兵，在宴请、封赐之余，向青海蒙古首领展示了清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也增强了他们对中央的向心力。
　　乾隆十五年清朝平定西藏“朱尔默特之乱”后，西藏呈现出一段时期的稳定局面，这一稳定局面的达成，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威信和对西藏地方的财政支持。主要体现在：一是清朝负责西藏僧俗官员津贴的供给。乾隆二十二年，清廷规定西藏贵族，“俸银、俸缎，均由户部径拨四川总督附解该处”；二是盛世之下清朝可以随时拨兵拨饷在西藏抵御外来侵略。如乾隆五十六年，乾隆皇帝以“现在后藏边境有廓尔喀与唐古忒因帐目滋扰之事”，命派兵反击廓尔喀的侵略，并从四川等省份调拨二百万饷银。
　　清末，清朝面临外国侵略和内部动乱，财政危机较重，对西藏的管控能力也随之下降。驻藏军队面临军饷短绌问题，士气低落，清廷拨给西藏僧俗官员的津贴也无法及时到位，造成地方贵族对清廷的抱怨。光绪元年云南发生“马嘉理案”，后英国强迫清朝于光绪二年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其中包括允许英国派探路队进入西藏，引起了西藏僧俗高层的反对，也为其他侵略势力介入西藏创造了条件。彼时沙俄乘机干涉西藏事务，拉拢西藏高层，少数西藏贵族“遂恃俄为外援”，以抗衡英国。此前清朝对西藏的治理，多涉及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只需处理好二者关系即可。而清朝后期在治理西藏时不得不面对更多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外国侵略者的觊觎和介入，使得在西藏地方形成了多种力量的角逐。
　　中央对地方是否驻军关系到边疆及藩部地带的稳定
　　驻军是清朝在边疆及藩部地区存在感和实力的体现，驻军在平时可以威慑离心和分裂势力，动乱时也可起到平定叛乱、稳定地方的作用。清朝对这些区域的治理，也因为驻军情况的不同而带来不同的后果。总体来说，驻军较多的地区相对稳定，驻军较少的地区不甚稳定，完全不驻军的地区最不稳定。
　　清代哈密地区的稳定离不开清朝的大规模驻军。哈密是中原通往新疆的通衢，也是南疆、北疆互通的交通要道，因此清朝在哈密驻扎了大量军队。新疆哈密维吾尔部众归附清朝最早，哈密主动归附清朝，除了清朝统治者正确的民族政策之外，也离不开清朝强大的军事支撑。清朝在统一哈密之后，将哈密视为出兵统一新疆的桥头堡，在该区域驻扎了大量军队。清朝在哈密的驻军，是哈密持续稳定的重要原因。如雍正九年，有地方官员怀疑哈密首领私下勾连敌人，但雍正皇帝反驳道：“我之军力，能庇护哈密，哈密自不为贼人所用。”在雍正皇帝看来，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保持藩部对中央向心力的重要因素，而此后哈密首领始终忠于清朝，印证了雍正皇帝的判断。
　　未驻军或驻军过少也造成一定时期内清朝西藏出现动荡。雍正五年，后藏贵族康济鼐为前藏贵族阿尔布巴所杀，西藏出现动荡。在西藏局势平定之后，清朝委任后藏颇罗鼐作为清朝管理西藏的助手，并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并驻扎绿营兵，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乾隆四年，清朝晋封颇罗鼐为多罗郡王，提高了颇罗鼐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地位。颇罗鼐执政期间，对清朝感恩戴德，配合中央在西藏施政，但颇罗鼐去世后，承袭爵位的颇罗鼐之子朱尔默特对清朝的忠诚度不如其父，并试图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藏王。
　　乾隆皇帝继位之后，未能将驻军政策持续贯彻下去。乾隆初期，清朝在西藏维持了约五百人的驻军。四川总督策楞提到：“西藏原驻兵五百名……兵止五百，然数年来安静无事，未始不赖乎此。”在策楞看来，西藏地方局势的稳定同清朝的驻军有着直接关系。后来，乾隆皇帝同意朱尔默特之请求，裁撤了在西藏的驻军，仅保留了一百人的驻军，直接造成了驻藏大臣对朱尔默特的约束力大大下降。此后，清朝开始在西藏维持足够数量的驻军，一直延续到清末。
　　民族之间是否交流融合关系到边疆及藩部地带稳定
　　纵观整个清朝，尽管长城日益残破，很多百姓开始越过长城在藩部地区繁衍生息，但直到清末财政危机前，清朝大体将长城视为直省和藩部的界限，管控两侧人民的自由交流。如清前期规定：“无印票可验者，不许私放出口。”同时清朝还限制藩部人员进入直省的频率和人数。清朝这种双向的阻隔政策，阻碍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影响到了民族之间的相互认知。由于双方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使得长城附近的官员对藩部地区有一种陌生感，他们对藩部地带同中央的关系认识不清。
　　乾隆十八年，清朝早已实现了对漠南蒙古诸部的统一，但由于长城界限功能的存在，故直省绿营与蒙古人因追捕马贼而产生矛盾时，长城附近的直省绿营官竟将漠南蒙古察哈尔蒙古人视为敌人，因此，乾隆皇帝严厉批评了绿营官员，提到“察哈尔蒙古本属我朝世仆，张家口外牧群现俱隶之太仆寺，安设台汛，不过稽查出入以防私越耳”。可见，尽管长城不是王朝的边界，但由于清朝阻隔民族交流，造成直省官员对“直省—藩部”二元疆域结构下藩部为王朝一部分这一现实的生疏，亦会影响藩部百姓对中央的认同感。
　　相比在蒙古地区实行阻隔政策，清朝在统一新疆后鼓励民众前往新疆耕种定居。清朝为加强对新疆的治理，除了派遣八旗兵和绿营兵赴新疆驻扎生活外，还鼓励士兵携带家眷、鼓励百姓前赴新疆北部定居。如乾隆三十年，清朝“令将甘省与新疆接壤居民，量其道路近便，迁移乌鲁木齐，俾资生有借，旷土愈开”。大量民人迁徙至新疆，为清朝统一新疆之初的新疆开发作出了贡献。直省民人迁入新疆同各民族交流融合，有助于边疆地区的稳定。如同治时新疆被阿古柏和沙俄所侵占，除了清朝驻扎在新疆的经制兵外，移民至新疆的民人也成为反抗侵略的重要力量，先后涌现了徐学功、孔才等保卫新疆、抵抗侵略的民团首领。
　　边疆及藩部地带的体制需因地制宜更要因时制宜
　　清朝的藩部地带如蒙古地区多实行盟旗制，且掌旗官员大部分为各部族的世官，具有相对自主的财权、人事权。因此，相对而言，清朝对藩部的掌控程度要低于直省。由于藩部在某种程度上享有高度自治，因此从本质上看，它与清朝“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体制又是不相容的”。康熙三十六年，哈密维吾尔部众归附清朝，“其地始内属，授为札萨克一等达尔汉，以旗编其所属，视各蒙古”。此后，清朝一直在哈密实行札萨克制，而哈密首领也一直忠于清朝，清末时哈密一地曾是清朝收复新疆的大本营，也是左宗棠的驻扎之地。光绪十年，新疆建省，清朝在吐鲁番实行改土归流，吐鲁番“旗属田赋，归县收取”，但在哈密保留了札萨克旗，“惟哈密则仍旧焉”，可见清朝对哈密维吾尔首领的眷顾，但札萨克制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清朝时，哈密札萨克的维吾尔首领“所设官员，俱不支俸”，即哈密的维吾尔官员薪俸由哈密首领自筹，而哈密维吾尔部众为哈密首领的“属民”，哈密首领对维吾尔部众有较强的人身支配权。哈密首领可以自己决定剥削程度，哈密维吾尔老百姓生活并不富裕，甚至出现“家皆贫窭，不能自给”的情形。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谪戍新疆经过哈密时，即对哈密维吾尔老百姓承受的严重剥削有所耳闻，曾与哈密首领沟通，劝导其施行善政。由于札萨克制下清朝地方官员不便介入维吾尔部众内部的管理，故这种剥削过重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故此后哈密地区爆发了维吾尔百姓反抗其首领的事件。光绪三十三年，哈密地区维吾尔老百姓终于无法忍受其首领的残酷剥削，“各持土砖，将王府头门砌塞，意在逼迫回王改土归流”（此处回王是指维吾尔首领）。可知，在札萨克体制下，中央无法直接管理藩部的普通民众，造成藩部首领自治权过大，也会影响藩部百姓对中央的认同。
　　清朝的中央政权是否稳定强大同边疆及藩部地带的稳定密切相关；中央政权驻军与否直接影响到这些区域的稳定；而直省和藩部之间的政策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体现了民族交流和交融的重要性。清朝在疆域范围内针对不同地区的历史和现实，实行了不同的制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但在实行差异化治理时，除了因地制宜，也应因时制宜。否则，一些原本用以维护大一统局面的特殊体制，反而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