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历史承前启后的枢纽，其务实进取的时代风貌对后世的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事”追求
　　作为基本的行为记录单位，“事”在秦汉时期的出土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周家台秦简《日书》的繫行篇中不仅列有行事、请谒事、忧病事、家室事、赏赐事、狱讼事、分楬事、钱财事、变治事，更概括出了急相穷事、恶事、故事、末事、善事、凶事、吉事等类。可见所行之“事”或有具体指向，或是抽象集合。前者与官方行政息息相关，如居延汉简中所谓“一事一封”，即体现出文书传递过程中对时效性的追求。后者则多见于民间的择日活动中。而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阴阳钟篇中，有“得天者贵，得地者富，得游变者其为事成”之句，更体现出时人在富贵追求之外对“成事”的追求。
　　需要注意的是，所行之“事”中还有“大事”。先秦时期多以国家为讨论对象，行事往往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东汉郑玄注曰：“大事谓丧戎。”足见时人在祭祀、战争之外重死尚丧的观念。还有崇文之风气，《后汉书·应劭传》载应劭删定律令为《汉仪》，以使“国之大事，莫尚载籍”。此后行政运作日益规范，人才需求也与日俱增，唐孔颖达为《尚书》中“立政”作疏时说：“王之大事在于任贤使能。”然而“大事”在统治者视角之外尚有民间视角。《礼记·月令》以仲春之月“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便是百姓利益的考量。《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为吏时“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向之”，亦是与日常民生相关之事。
　　至于出土文献中的“大事”则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泛指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之事，如婚姻与礼仪，往往与“小事”相对，即所谓“小事果成，大事有庆，它事毋小大尽吉”。岳麓书院藏秦简中便将“毋喜细说”与“毋犯大事”相对，体现出这种正反二分的思路。二是实有所指，即需要聚众出击的兵役之事。孔颖达曰：“大事谓兴役动众，必须大同之世方可为之；小事谓饮食衣服，不待众力。”也许正因兵役劳民伤财，往往导致百姓不堪重负以致生乱，故“大事”也发展出拥兵反叛之意。
　　“有为”心态
　　立足于“成事”追求，秦汉时期形成了“有为”心态。
　　其实在先秦时期，便已存在“有为”与“无为”的论战。春秋战国之际的礼崩乐坏使寻求政治秩序之重建成为诸子立说的基本用意，而君主在国家治乱中起决定性作用，故为君之道即君主所需遵循的基本原则与规范便成为百家争论的重点。其中儒家是有为思想的倡导者，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为国以礼”，从德政与礼治的角度来指导君主之行为。而无为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上古先民在原始文明下敬畏、依赖及顺从自然的心理与行为，随着政治文明的深入，无为思想最易在时代动荡之际滋生，如道家中的老子，将“无为”视作宇宙、社会、人生的普遍原则，其深层用意在于制止君主的暴政、乱政。然而随着道家学派的不断发展，亦产生了“无为而无不为”之说，清静无为之思想逐渐转变为积极进取之观念。在战国秦汉之际的社会剧变中，这种转变不仅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也反映出道家理论的活力所在。
　　及至秦汉时期，“无为而治”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国法家韩非之“虚静无为”，到西汉初年黄老之“清静无为”，再到武帝时期董仲舒之“寂寞无为”，法、道、儒三家在君道的选择上存在着共识。西汉统治者起于道家思想盛行之楚地，又深戒于秦之敝，既有思想渊源又得现实制约，故“文景之治”时，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汉文帝时，贾谊将儒家思想之精髓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相结合而成治安之策，用礼制推行仁政，并以法制为必要补充，倡导人为而维护巩固君权，更批驳时事曰：“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汉景帝时则力促经济恢复与吏治整顿，并得晁错进言而行削藩之策。虽贾谊贬于长沙郁郁而终，七国乱起晁错身死，但均不可谓是无所思与无所为。及至汉武帝时内弱诸侯而外御匈奴，种种“有为”之事，将国势推向巅峰，多为后继者所推崇。东汉陈蕃更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而在民间活动中，则常见“有为也，吉”“有为也，美恶自成”等记载。可见秦汉时期虽然看似“无为而治”，但其中却蕴含着有为思想与实践，符合奋发向上的时代风貌。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社会中普遍流行着“成事”追求与“有为”心态，反映出时代变迁中大一统王朝形成之际的现实需要，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正所谓“居有食，行有得”。普通百姓日常活动中的真实诉求，往往就是我们窥视一个时代整体风貌的有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