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嘉靖三十一年乡试中举，嘉靖三十五年就任河南辉县教谕。李贽生平博学好古，喜爱读书，深于内典，以批判的眼光和求实的精神，大胆且创造性地抒发己见，完成了《焚书》《藏书》等著作，其中蕴藏着他的读书之法和治学之方。
　　“学主不欺，志在救时”的治学目的
　　李贽是一位爱民、正直的士大夫，面对国危民艰、宦官主政的严重现实，他忧国忧民，主张把治学与治世结合起来，所以“志贵适时，学必经世”便成为了他治学的指导思想。李贽认为，“出而治国，则国治；出而平天下，则天下平，便是实学”。他将治学的注意力从“至善”的封建道德原则转向了“治国平天下”的实学角度，把“有为”看作是衡量学问有无用处的尺度。
　　因此他痛斥闭门读书的“腐儒”，批驳他们只会背诵经典，一心关注科举仕途而不关心国是，同时抨击崇尚空谈的道学家，认为学人不应该是空谈家，而应该是实干家。他认为读书做官应是为了“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万世之平”，但当时的现实却是，满朝高官“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致“临时无人可用”，可谓治不思适时，学不能经世，实为伪学。
　　从学术氛围来看，李贽生活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当时科举考试科目依然沿袭着唐宋旧制，参加考试的“士子”须撰写“八股”文章，这就造成了“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学风空疏、人才萎靡等弊病。李贽通过自身的遭遇以及和中下层民众的接触中，逐步认识到这种弊病的危害，因而大力提倡“求实”的学风。
　　他提出：“学问须有些真实受用，不然，只在道理上缠缚，如何了得？”他认为治学与为文，意在有用，不为名高，没有用处的学问，徒有虚名，其实是属于无用的糟粕一类。因此，他在讲学时会将经典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立足民生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试图将经典生活化、实用化、日用化。
　　“实学、实行、实说”的治学方法
　　与李贽提出的“治国平天下”实用之学相联系的，是他的“行不离知”“知不离行”“知行相须”的知行观。李贽有云：“夫当行而后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后言，非深于学者不能。”其中的“当行”“可行”强调的是“行”一字，此为李贽衡量是非的原则。以“行”为准绳，李贽极其反感两种人，一是所谓的“贤者、智者之流”，自我标榜、孤芳自赏；一是不敢尝试，对任何事物都持拒绝态度的人。这两种人会时时处在“不知不行、不行不知交相瞒”的状态，原因在于“以不行故不得知，不知故不肯行”，就造成了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后果。
　　李贽强调学问须躬行实践，如在他追寻“道”的过程中，他认为道在百姓日用之“迩言”中，是存在于百姓实际生活中的理论依据，是“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是具体的“各各有必至之事功”的处世之方，绝不是空洞的形而上学。因此既重视理论研究，又基于实践活动，并且能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是李贽实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知行合一”为治学原则，李贽反对死读书。他指出：一味地从书上去找义理，会“读之而不知其义也”，且会变成“世上何人不读书，书奴却以读书死”的“书奴”。正如孟子所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那么该如何读书呢？李贽称应“洞五脏”“至骨极”“不避忌讳，切骨而论之”，只有“肌襞理分”才能“时出新意”，其文才会“不阡不陌”而“摅其胸中之独见”。为了培养这种“信在自立”的精神，他主张“学贵有疑”，认为“学人不疑，是谓大病”。他多次称赞杨慈湖，认为杨慈湖之所以能够不断悟道就因为他善于质疑，“破疑即是悟”。
　　“自适、自得”的治学境界
　　李贽在学术上的批判和独创精神，使得他的为学境界是在追求“自适”“自得”的洒脱。李贽治学追求的境界是“穷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是获得精神的享受，而并非是借着“学而优则仕”这块敲门砖“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因此，李贽提出“有些骨头者，方可学道”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读书人在为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完善个人的智慧才能，还要实现人格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达到“识、才、胆”三者俱全。在李贽的眼中，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是“大人”“庇人者”，为人高风亮节，行不苟合，立身于世却不依赖他人；依草附木的人是“小人”“庇于人者”，为人奴颜婢膝，人云亦云，自称为大人却连稚童都不如的人。而李贽对于“大人”“小人”的差异阐述，用意直指当时的现实，批判明朝政府用“德礼”“政刑”禁锢人的思想，束缚人的独立性，从而滋生了人的奴性，导致了人才罕见，寥若晨星的后果，这番言论在壁垒森严的封建社会，可谓是石破天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