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广东省党校系统公共管理学术年会暨第三届“北上广深”超大城市治理创新论坛（红棉论坛第25期）在广州市委党校成功举办。广东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张广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副总编辑熊若愚出席会议并致辞。广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孟源北研究员作《新时代我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广州路径——广州构建“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党建新格局的探索》的主旨报告。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丁旭光研究员主持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城市市域社会治理层面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围绕“党建引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研讨。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广东省委党校、广州市委党校、深圳市委党校等党校的有关专家学者参会并作专题演讲。论文作者参会并作小组交流发言。
　　积极探索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径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是对深圳、也是对其他超大型城市提出的重要要求。超大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超大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关乎国家未来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进一步凸显了探索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张广宁指出，探索超大型城市治理新路子，要把握好以党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等原则，处理好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全方位发展、城市规模与城市发展、城市安全与城市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关系，解决好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缺失等超大城市面临的突出问题。
　　孟源北表示，广州通过构建“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党建引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新时代我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广州经验。探索新时代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之路，关键在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顺应超大城市发展规律的治理效能，核心在于强化党的领导在超大城市治理中进一步释放内生动力。
　　中山大学教授叶林认为，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特点最复杂的城镇化进程。当下单纯依靠传统的城市管理理念和手段，难以适应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发展需要，因此以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为路径的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将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入而成大势所趋。城市治理要注重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三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超大城市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我国超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就业困难、公共服务缺失等“大城市病”问题仍然突出，未来超大城市治理将更复杂。因此，超大城市治理急需因势而变、与时俱进。要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城市治理的根本着力点，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采取积极有效举措，切实解决好城市社会治理的难点痛点堵点，以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为路径，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业活力，从而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尤为明显。一方面，随着城市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张，对全球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愈发深远；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带有国际性的“城市病”也正迅猛冲击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中国。未来城市治理机制设计的目标应该是：在决策中坚持参与公开、过程透明、共识导向；在执行上保证依法行事、对社会的要求反应及时，做到权责分明；最终保证实施的高效与公平。
　　与会专家认为，城市治理的改善正在为经济增长赋能，城市没有长效治理就没有长续发展，两者“共生”关系越来越强。地方政府宜多探索城市治理创新，实现“治理赋能发展，发展支撑治理”的循环。未来地方跨界公共事务需采用整体性治理策略，实现以公众需求和服务人民为主的价值取向。
　　与会专家认为，广州市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通过充分尊重并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大力推动公共事务决策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效于民。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使人民群众通过参与基层自治实践，能够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让大量矛盾和问题妥善解决在基层。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建引领
　　与会专家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超大城市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决定了必须以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作为开展我国超大城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超大城市治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与会专家认为，近年来，广州积极探索党建引领超大城市治理创新，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统一起来，创造性拓展党的领导的实践外延，更加精准对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在以政治引领驱动资源向基层汇聚、强化组织全覆盖激活党员活力、整合各相关主体聚焦诉求回应三个方面用力，推动城市治理在组织嵌入、关口前移、流程再造、赋权增能、技术保障等方面不断创新，构建了“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升了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总结出创新党的领导在基层治理中的实现方式、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落实落细、将党建引领聚力于改善民生福祉的具体实践、发挥好科技手段对党建引领的助力功能等四条城市治理经验，初步形成了“354”的广州超大城市治理新模式，值得总结推广。
　　与会专家认为，基于“有限政府”定位，需进一步厘清公共部门的职责边界，着力提升社区自主治理能力。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我们需要采用社区赋权+政府协力的社区治理新维度，其中社区赋权是指构建议事平台、制定议事规则、推进社区议事、组织集体行动；政府协力是指在自主治理面临困难时，公共部门及其分支机构提供引导、协助。
　　与会专家认为，市域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统领和龙头，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口。基层社会治理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感知群众、接受反馈的国家治理神经末梢，党和国家的政策决策最终的贯彻落实都在基层。因而，市域社会治理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只有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才能够切实反映基层治理需求、回应基层治理关切、预防社会治理隐患、处置社会治理难点，及时有效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协助、保障与支持。
　　（作者系广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广州市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