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一词，即部分经济体在经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出现了经济增长徘徊停滞、国民贫富阶层内卷甚至两极分化、失业率上升、社会矛盾凸显等现象。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并不仅是收入的概念，而是在国民收入达到一定发展阶段面临的集中性的矛盾体现。巴西自上世纪70年代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来，没能如与之相似的“亚洲四小龙”那样尽快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反而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必须遵循发展规律，避免陷入规律陷阱
　　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跨越人均国民收入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和1000—3000美元的“起飞陷阱”并不困难，随之而来的“中等收入陷阱”才是横亘在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门槛。因这一时期往往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期和阵痛期。根据经济增长理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种生产要素已经全部得到粗放使用，如果延续原有的增长路径，边际产出将会快速下降。因此，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是一种客观必然。但正是这种难以避免的放缓放大了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进而导致速度进一步放缓的恶性循环。而强制维持原有的快速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势必带来劳动力红利的加速丧失、资金投入的难以为继、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降低，进而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至失去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巴西在经过1968年至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的快速发展之后，1974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此后，巴西就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一直没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02年巴西人均GDP为2867美元，倒退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从巴西的经历看，“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也是发展模式的陷阱。一方面，巴西负债增长战略延误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导致摆脱陷阱的时间拉长。为此，充分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规律性，顺应经济规律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转变发展模式，才能更好地促进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依赖于资源的开发以及原有环境的容纳能力，巴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如巴西的矿产、森林、水资源丰富，铌、锰、钛、铝矾土、铅、锡、铁、铀等29种矿物储量位居世界前列。但进入中等收入这一时期，人地关系矛盾趋于尖锐，如果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及时调整，以扭曲的价格长期过度使用资源，将带来资源的滥采滥伐和环境的破坏，进而遭到生态规律的报复。
　　必须重视民生利益，找到摆脱陷阱的根本动力
　　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分配，就无法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一般而言，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仍然存在大量低收入居民。1972年，52.5%的巴西民众收入低于最低工资，直到1980年，仍有73%的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少于最低工资的一半，即使在“经济奇迹”时期，饥饿人口仍占总人口的67%。在上世纪70年代，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1970年至1995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平均达到0.61。而且，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对收入分配高度敏感。分配状况是否公平，既影响经济发展，也影响社会稳定。
　　一是金字塔形的收入结构挫伤了大多数巴西人发展的积极性。巴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众多低收入民众希望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寄希望于政府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实现社会福利目标；官员的贪污、受贿、权力寻租、滥权私利等行为也日渐增多。巴西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财富积累与分配的关系，致使民众的不满加深，社会信心下降，出现消极、失望甚至绝望情绪，进而引发社会动乱。二是低收入居民难以拉动经济发展。巴西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路径，但贫富严重分化压制了社会购买力，消费拉动效果弱化，经济可持续增长后劲不足。三是过度城市化没有给市民以幸福感。城市化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路径，但是巴西城市化的畸形无序发展（如2000年城市化率高达81.4%），工业化难以为急剧增加的市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破产农民在里约、圣保罗等大型城市形成难以根除的“贫民窟”，不仅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也抽走了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根基。
　　必须重视科技创新，形成打破陷阱的核心力量
　　科技优先发展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决条件之一。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过去依赖的低成本、低技术含量的规模优势逐步消失，受制于本国的研发能力和逐步上升的人力成本，一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在产品成本优势上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在中高端领域竞争能力不足，两头挤压造成了经济增长失去原有的动力、停滞不前。巴西也曾面临同样的困境，但却缺乏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没有建立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以促进不同创新主体，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和产业界的紧密联系。
　　一是高新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经济发展接近技术前沿，必须从技术引进转向本土技术创新。20世纪80年代，巴西依靠国外获取技术的途径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创新需求，亟待强化国内科技创新。但政府却大幅削减公共财政预算，研发投入急剧萎缩，始终在1%以下徘徊，本土优秀研发机构被弃置，自主研发能力薄弱，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产业集群难以兴起。二是教育投入不足。巴西教育水平长期不高，高等教育的精英化严重制约了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巴西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理工科教育本来就不发达，攻读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不到两成。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意味着创新能力的匮乏。三是研发人员的错位配置。在1986年巴西的研究人员总计有52836人，其中在国有企业占比仅仅3.4%，而在私有企业中的研究人员更是少得可怜，占比0.6％。如此少的企业研发人员规模根本难以支撑巴西企业的研发机构创建。巴西缺乏一种将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创新机制，占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几乎很少创新，丧失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正如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研究员费尔南多·维洛佐指出，人力投资停滞、教育质量低下等因素，加大了巴西经济转型的难度，形成了阻碍竞争力提高的“巴西成本”。
　　必须注重宏观调控，摆脱陷阱魔咒
　　巴西的宏观调控曾经进入误区，在三次高增长期内，总是在“政府一管就死，市场一放就乱”中循环往复。
　　一是宏观调控制度改革滞后错失战略转型时机。当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即将耗尽的时候，就应适时地转变增长方式。巴西推行的国家干预、高度保护为支柱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没有尽快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忽视了出口市场，又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落后企业。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时，巴西就已感觉到自身的增长方式存在严重问题，但它未能及时转型，错失了更上一层楼的机遇。二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代价高昂。20世纪90年代巴西推行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过早的自由化使巴西工业转向了以资源和专门化生产为基础的农产品、石油等低附加值领域，导致去工业化，且通货膨胀日益严峻。三是没有建立起服务型政府。当时巴西的企业创建需要15道程序，平均耗时152天。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也带来了外国投资减少、外债负担加重、私人资本外流、收入分配不公、失业率上升、社会政治动荡等后果。同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巴西主动放弃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职责，上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头十年，巴西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由30.5%降至2.1%。这不仅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且导致私人投资长期低迷，制约了巴西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政府的宏观调控不给力，市场机制活力不充分，也让巴西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