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9年10月，走过半个多世纪光辉历程的新中国，迎来了她70岁生日。10月中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老干局为“与共和国同龄”的退休教职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党组织生活，让我们这些与祖国同生共长的四零后们又一次回顾见证了伟大祖国70年的辉煌成就。
　　为了建立新中国，父辈们在党的领导下抛头颅洒热血，与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继续以无比坚韧忘我的精神建设祖国，使一个满目疮痍、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文化日益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日趋小康。我们见证了自己国家的非凡崛起，见证了父辈的艰辛奋斗。
　　新中国建立前后出生的孩子多叫“解放”“胜利”“建国”，而我的名字叫会勤。我原以为可能是因为在娘胎里就总跟着妈妈开会。后来上小学的时候，偶然看到了一封十来年前父亲写给母亲的信。内容主要是谈近期他的工作情况和一些鼓励的话语，其中提到给将要出生的我取名字的事。那时正值解放战争后期，新中国建立之前，父母的工作都十分繁忙，特别是各种相关的会议较多，尤其我父亲，除地方的各种会议，还参加了中央的一些会议，如全国土地会议等。为了纪念这一特殊时期、特殊的工作状况，父亲说给我取名叫“会勤”。当时虽然年龄很小，我还是读懂了这封信，并且喜欢上了这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
　　我出生后，父母亲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将我寄养在冀中一个老乡家中，后来因老乡家里生活窘困又辗转了数家。直到他们在北京工作、生活相对稳定后，才让警卫人员去接我回家，但人家不肯交还。那时收养革命后代，政府每年要补给300斤小米，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救命口粮！后来还是我父亲百忙之中抽身亲自前去，把我要出接回了北京。
　　二
　　我的父亲闫子元于1909年4月出生在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中。1925年加入国民党（左派），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清除出国民党。早在1923年4月，安平学子弓仲韬在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介绍下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弓仲韬随后在安平县台城村建立了中共最早的农村党支部，直接接受李大钊的领导。1925年6月，安平县党组织发展成为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组织，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由此燎原冀中大地。时为小学教员的父亲深受家乡革命氛围的熏陶，在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于1928年1月由弓仲韬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以小学教员身份作为掩护，宣传马列、唤起民众，开展壮大党组织和革命力量的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下的安平县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中共安平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冀中一、二地委组织部部长，八地委宣传部部长、地委副书记等职务。1937年10月，抗日游击队会师开展游击战争，担任地委领导人的父亲参与指挥了“反扫荡”斗争。在1940年至1945年间，冀中平原游击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种斗争开展得红红火火，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我父亲就是当年冀中平原抗日洪流中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在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历任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党委委员兼地委书记，华北局党校三部主任，华北革大三部主任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机关党委书记，参与领导了中国人民大学初建的各项事务。不久，就又接受了党委派的新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石油资源，石油工业发展急需专业人才。在这种急迫形势下，我父亲与来自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大连工学院的同志们一起肩负重任、白手起家，克服当时人力、物力、财力上的诸多困难，创建了我国第一所石油大学。从1954年到1963年的10年间，父亲在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院长职务。他始终埋头苦干，忠实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创造性地运用解放区办学的经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曾多次带领师生到大庆油田实地学习、调研。
　　1964年以后，父亲被调到中央党校二部任副主任。“文革”期间，在干校劳动时不幸患了脑血栓，因未能得到及时的医治，身体状态一直不太好，党校复校后就没有能再回到工作岗位上。
　　三
　　现在回忆起小时候父母亲的事情，我的很多印象都是零散的。尽管自从1950年父亲把我从农村接回了家，我就一直生活在他们身边，但那时他们的工作非常繁忙，常常是早晨我们几个孩子还没起床，他们已经上班去了，晚上入睡时他们还没有回来。初中、高中我一直住校。1969年3月，响应毛泽东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我去了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而父母亲到了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我们又分别了20多年。
　　在家的时候，父母亲谈及他们曾经的革命工作也并不多，很多事情都是我间接知道的。20世纪60年代，有一部电影《红旗谱》就是描写冀中平原滹沱河畔几代农民群众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与地主恶霸进行一场场激烈的斗争，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故事。影片中的主人公朱老忠的扮演者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崔嵬，他扮演的朱老忠粗犷豪爽，正义凛然，表现出中国农民英雄的铮铮铁骨与耿耿正气。有一天，我竟在家中见到了崔嵬本人，原来崔嵬在冀中“火线剧团”时我父亲是他的领导。另外，我还知道了影片中那个启发和组织农民群众的小学教员，是以我父亲的经历为素材的。2002年，我在西柏坡革命展厅里，看到父亲的名字在“全国土地会议名单”上。
　　与父亲相比，小时候母亲照看我们的时间稍多一些。我母亲叫田雪林，1938参加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做妇女工作。曾参加“妇救会”及“锄奸队”的对敌斗争，母亲很勇敢，参加过打鬼子的战斗，曾用大刀亲手处决过汉奸。一次完成任务撤离时从高墙上跳下，腿磕在石头上，把膝盖下的迎面骨摔断。她的腿上留下了因未能接好而隆起的骇人的伤疤，额头上有敌人的子弹擦过的疤痕。母亲后来又把我舅舅从家里带出来参加了革命。我还听过母亲讲我出生时的故事：我快要出生的时候，我方部队与傅作义兵团还时有交战。就在紧张的战斗与行军途中我出生了，母亲因为产褥热、产后风昏死过去，刚出生的我也没有哭声，急得战友们手忙脚乱抢救大人，而我半天没有声音，大家都以为孩子死了就准备埋掉。多亏一位女军医，她发现我还有一口气，就倒提起来拍了又拍，我才终于哭出了声。母亲对我说是战友们救了我们母女的命。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温和，从来没有高声训斥过我们，但是他在我们心中有种“不怒自威”的感觉，我们都很听他的话。在外人眼里，父亲是位亲和的长者。在石油学院创建和发展阶段，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为解决教职工的生活问题，他常常下食堂，和炊事员一起想方设法让学生吃饱吃好，许多同学都吃过他盛的饭菜。当年《光明日报》曾刊登过在北石学生中流传的一段顺口溜：“下罢课，进食堂。炊事员，打菜忙。豆腐白，鸡蛋黄。量真足，菜真香。一抬头，是院长。学生接过一碗菜，犹如领过一份奖，心里顿时暖洋洋。”父亲在师生的心目中是“至亲长者”。这在上世纪末，在吴仪副总理（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那里得到过验证。吴仪在石油学院学习期间，父亲是她的老师和院长。后来吴仪到中央党校学习，曾到校医院看望我的父亲。我目睹了他们师生亲切感人的会面经过。在父辈们的艰苦奋斗下，北京石油学院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为我国的石油工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记得还有位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同志到家中看望父亲，他就跟我讲到，当年他原是想报考航空航天大学的，我父亲得知后对他说：航空航天器是先要有动力燃料啊！来石油学院吧。他觉得父亲的话特别有道理，于是真的就报考了石油学院，他一直以这个选择为自豪。
　　四
　　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对在外地的北京知青有了返京的新政策。因我父母年迈多病需要子女在身边照顾，党校领导给予了理解和帮助，于1990年10月将我调入中央党校工作，我开始和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照料他们。我父亲从患病到去世的二十几年中，从没有对生活中的波折及病痛抱怨过，他总是积极乐观地面对，坚持锻炼，坚持读书、看报，并天天晃动身体带动残手，坚持摘录书报中的重点内容。他始终坚信我们的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一切困境，走向更加光明、繁荣的未来。
　　在父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我的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工作都比较早。我的大姐很小时就去了延安，在延安保小学习、生活，参加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她从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毕业后，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工业，并留校做了一名人民教师。2015年她和我的舅舅一同获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战老兵”勋章。我的大哥在河北老家十一二岁就参加了革命，十五六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到北京的一所石油学校（大专）学习，后成为石油战线上的一员。我的二哥从北京101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先后从事过与军事、国防相关的工作。我本人1973年离开内蒙古建设兵团后，先后在石油部地球物理勘探局的仪修厂、石油部管道局做过普通工人，担任过子弟学校的老师，在外地工作生活了近30年。1990年回到北京成为中央党校的一名图书馆管理员。虽然能力有限，但是我干一行，就努力做好一行，我始终记得母亲对我说的话，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我要做好工作对得起国家。
　　时光过得真快，一晃我们这一代人也都已步入了古稀之年。每每回顾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艰难历程，回忆起父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的心中都充满敬意，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我们要把红色基因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教育孩子们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学习他们热爱祖国、艰苦创业的精神，努力掌握本领，建设国家、造福社会。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