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异姓八王虽然都凭借认知悟性与选择智慧、谏言能力、战争才干等恰逢其时的特质，“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但其中的臧荼、韩王信、韩信、彭越、英布、卢绾六个“终于灭亡”，张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国”，只有吴芮“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这无疑与西汉政权建立后巩固皇权的需要、刘邦和吕雉的个人做事风格等历史背景因素相关，但也不能忽视对八王沉浮故事作事件分析、反思其自身从政经验教训的重要性。甚至有观点认为：“问题不在于汉高祖会乱杀人，而在于下属如何做功臣。”史家也有类似评价，《资治通鉴》提到韩信时就曾说“信亦有以取之也”。内因是根本，从内因的角度思考意义重大。
　　忠诚不够
　　为政者一定要忠诚。长沙王吴芮之所以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史家评价汉初异姓八王时所指出的“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称忠也”。对吴芮的忠诚，汉朝廷的核心代表刘邦本人也曾明确地高度赞赏，他“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
　　刘邦看重忠诚，在其起兵之初就已有实际事例。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与雍齿的关系。秦二世二年十月，刘邦命令雍齿守丰，两月后魏人周市攻打沛、丰两地，雍齿接受魏的招降、反叛刘邦并替魏守丰。刘邦“怨雍齿与丰子弟畔之”。于是，此后五个月内，刘邦四度攻打丰。到汉七年初，暂时未受封的将领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担心终究不被封赏甚至被诛杀，有谋反迹象。对此，张良献计，提出“取上素所不快，计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最后，刘邦依计策选择封雍齿为侯。可以说，这是为稳定众人之心，而封了自己最不喜欢的曾经叛变之人。再到刘邦击败反叛的英布回朝、经过家乡沛并设酒宴时，免去了沛县百姓的赋税徭役。沛县父兄请求也免去丰的赋税徭役，刘邦再次提及雍齿的反叛说：“丰者，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以其为雍齿故反我为魏。”在父兄坚持请求下才勉强给予丰和沛一样的待遇。
　　刘邦如此重视忠诚，但除吴芮及其家族忠诚且得到以刘邦为核心的汉朝廷认可之外，反观其他人，都或多或少有不忠的问题，有不能始终如一坚持忠诚的问题。有的直接发兵反叛，比如英布和臧荼；有的密谋反叛，密谋败露后被诛杀，比如韩信；有的有反叛迹象，而后叛逃匈奴，比如韩王韩信与卢绾；有的在自己将领献出反叛言论后，虽未直接反叛，但逐步演化到自己也被认定为谋反，比如彭越。
　　当然，汉初异姓八王中，吴芮及其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反叛之前也曾有过忠的表现。至少，他们都追随了刘邦一段时间。特别是韩王韩信，楚汉战争中的荥阳之战，他战败被迫投降楚军，但当时一心向汉并于后来找机会逃回汉军，刘邦不计前嫌且又重新封他为韩王。而燕王卢绾，与陈豨密谋之前都算是忠心耿耿。可惜，他们没有做到始终如一。所以，有观点认为，“仅有忠诚还不够，还要持久”。忠诚，持久的忠诚，很重要。不管是哪一方面，能持久都很重要。
　　谋公不足
　　行为动机是因公还是因私，是分析八王沉浮故事的另一个重要关键词。现有研究指出：“由公众的利益所激发的动机比由个人利益所激发的动机要好。”由于私利而动者，终归很难有好的结局。所以，有关观点曾强调：“以权谋公，可以长久。”
　　然而，汉初异姓八王中，那些因不忠而失国与失王位者，有不少在某种意义上是为自己谋得更多的人。可以说，他们的不忠，也与他们为公的动机的不足有密切关系。他们为了争取和维持与扩大封国甚至为了争夺天下等不恰当或不合时宜的狭隘利益，不惜做出有损于代表国家的朝廷利益的事、不惜置天下普通百姓于战争之祸乱中。比如，当初随何策反英布时，最打动英布的话，是那句“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这句话让英布最终回答说“请奉命”。又比如，汉五年冬，刘邦与韩信、彭越约定会师不成，提出“诸侯不从，奈何”之问，张良献计刘邦，劝他允诺割地封彭越为王、巩固时为齐王的韩信的王之地位，刘邦采纳计策，“发使使韩信、彭越。至，皆引兵来”。再比如，刘邦最为亲信的卢绾，竟然为了长久地据有燕地，采纳了臧衍向张胜提及而后转达来的、暂且放过陈豨并与匈奴勾连的建议，“阴使范齐之豨所，欲令久连兵毋决”。
　　汉初异姓八王中有的人为公动机不足，当时也已经有人指出。特别是在英布发兵反叛之后，薛公与刘邦关于英布可采取的上、中、下三策的对话中，有明确的记载。薛公列举了三种策略，指出英布必然采取下策，并对刘邦言及理由说：英布不会为天下百姓及后世子孙考虑，即“布故骊山之徒也，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诸如此类的为私利而叛乱行为，也被史家所批评。《史记》在评价曾经的楚王韩信时就指出，“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行为不妥
　　在古代官僚制组织中，上下级必然存在地位与层级以及相应的权力配置的不平等，这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然而，西汉初年的很多将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没有摆正自身位置的问题，进而由此生出了不少不恰当的行为。吕后和审食其的一段对话中就曾经指出：“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由于这一点，以及其他一些与自身为人处世特征相关的原因，异姓八王中也确实有些人出现了言行不当的问题。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发生在韩王韩信、楚王韩信、燕王卢绾事迹中的一些现象。韩王韩信，多次私自派使者前往围攻自己的匈奴寻求和解，当这种私自作出的行为被责备后，不站在当政者的角度去理解并缓和与修复关系，而是直接投降匈奴。楚王韩信，滥用自己的向上影响力请求封张耳为赵王，还请求封自己为代理齐王，这些是显示私心之举，也容易留下谋己而不顾大局的印象，进而影响了彼此关系。所以刘邦在收到其请封代理齐王的信时也曾“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而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而且，他还狂傲自大。所以，司马迁曾扼腕叹息地评价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燕王卢绾，对擅自采纳臧衍反叛计策的张胜，本来已上书奏请族灭之。可是后来，在明白张胜用意后，却弄虚作假判处了别人，开脱张胜及其家人，使他们得以成为匈奴间谍。
　　情绪不当
　　为政者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在为人处世中有合理的情绪。合理的情绪，需要建立在以事实为前提的理智判断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以“我以为”为前提的主观臆断基础上、图一时口舌或行动之快。否则，必然导致不好的结果。就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拥有较强负面情感体验（如害怕、愤怒、抑郁）的人，也更有可能使用低效的决策方法。”与之相关的就是，必然会表现出不好的行为、做出不合适的事。
　　在情绪管理方面，关于汉初异姓八王的相关史料记载中，最有警世性的人，主要有楚王韩信和淮南王英布。楚王韩信，在被人告发遭捆绑后，与刘邦对话时还颇有哀怨与不满情绪地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在被降为淮阴侯之后，更是心怀怨恨情绪，有对抗和不满之举与言论。也就是史料所记载的，他“称病不朝从。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反叛密谋泄露，被吕后与萧何设计擒获后斩杀，斩杀之前还图口舌之快地感慨地说：“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最后，被诛灭三族。
　　与韩信的哀怨之气和对抗情绪不同，淮南王英布则主要是不冷静不平和情绪。他因降为淮阴侯的韩信及其三族被诛灭而心生恐惧，又因彭越的悲惨结果而大为惊恐。这些不良情绪造成的心理压力与心理暗示，终于成为其逐步发展到发兵反叛的重要助推原因。所以薛公就指出，英布因韩信和彭越的相继被诛灭而“自疑祸及身，故反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