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西游记》的最早版本为金陵世德堂刊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即通行的百回本《西游记》，初刊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西游证道书》初刊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是《西游记》流传过程中的重要版本之一。其全称为《新镌全像古本西游证道书》，编者是明末清初的汪象旭、黄太鸿。读者今天看到的《西游记》基本上是以世德堂本为主，杂糅《西游证道书》等其他众多流传版本的基础上形成的。
　　与通行的世德堂本《西游记》相比，晚出现的《西游证道书》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第九回加上了唐僧出身的故事，即“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其二，在书名上冠以“证道”二字，并增加了“天历己巳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的“原序”及《丘长春真君传》等文。需要指出的是，汪象旭、黄太鸿都是醉心于道教之人，增加“原序”，有可能是为了赋予《西游记》仙佛同源的“证道”理念。而由于“长春真人西游记”或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的丘处机为世人所知，增加相关内容，使《西游记》的“证道”意味得以有效突出。汪象旭、黄太鸿借虞集的《西游记原序》强调了“证道”的内涵就是“收放心”，文中写道：“猿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阴阳；鬼魅妖邪，亦人世应有之魔障。虽其书离奇浩汗，亡虑数十万言，而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盖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则为妄心，妄心一起，则能作魔，其纵横变化，无所不至，如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是也。此心收，则为真心，真心一见，则能灭魔，……故学者但患放心之难收，不患正果之难就。真君之谆谆觉世，其大旨宁能外此哉？”意思表达很明白：《西游记》是一部“喻大道”的书。“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
　　《西游证道书》如此强化《西游记》的“证道”理念，是否具有合理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道”的理解问题，亦涉及如何看待文学与思想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始终被看作是人的本质属性，“道”始终是人性修养的终极追求，因此《西游记》将“证道”理念作为小说中的价值取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为一部经典文学，人们阅读和理解《西游记》必然还涉及对文学与思想关系的认识问题。一般而言，二者在文学史上存在三种关系：一是文学与思想的部分内涵是重合的，如明代唐宋派的古文，是文学作品，同时又是思想的载体。二是文学与思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如宋明时期，以山水蕴道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哲学表达方式，许多山水诗词都以玩味自然风景的方式来悟道，以写景的方式来示道，这类作品承接了陶渊明的传统，是文学与哲学结合的成功范例。三是文学与思想相对疏离。文学家感受世界并将这种感受文学化地表达出来，思想家思考世界并将这种思考严密深刻地表达出来，二者间并无多少关联。
　　阅读《西游记》，如何把握小说所蕴含的心性修养宗旨，所面对的正是文学与思想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学术史上出现过两种偏颇：一是过于拘泥、过于严肃地阐释寓意，二是完全否认其中的寓意。代表前一种倾向的是一批明清时代的学者。在点评这部小说时，明末幔亭过客（即袁于令）从三教合一的立场出发谈寓意，清初汪象旭、尤侗、张书绅分别从道教、佛教和儒家的立场出发阐释寓意，立场虽别，但所揭示的修身养性意蕴则是大体一致的。这一情形并不奇怪。盖儒、释、道三家都有自己的心性修养理论，各自的最高境界亦有不同称谓，但相互之间确有共同之处，即都致力于对欲望的克制。《西游记》兼容三家的心性修养旨趣，故时而谈禅，时而说儒，也常有道家术语。就这一事实而言，明清时代的很多学者都认同，认为《西游记》确有“喻大道”的功能，但他们说得过于拘泥和严肃，以至与《西游记》的戏谑风格明显冲突。作为对这一倾向的反拨，一些近现代学者或读者则完全否认小说的寓意，反对过于拘泥地去搜寻微言大义。他们认为：《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太多微妙的意思，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读者不用深求。相比这两种观点，鲁迅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他在著《中国小说史略》时论及《西游记》，一方面认为《西游记》“每杂解颐之言”，“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另一方面又指出“假欲勉求大旨”，则“求放心之喻”，足以尽之。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在阅读《西游记》时，不应得“象”忘“意”，更不能得“意”忘“象”。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西游记》以降妖伏魔为主体。从修身养性的角度看，“魔”就是人的欲望。《西游记》所写的一连串降魔伏怪之役不妨理解为对自我心灵中各种欲望的克服。为了阐发修身养性的命意，《西游记》对师徒四人的性格做了精心设计：唐僧心如古井，总是躲避凡尘牵挂；悟空尤其超脱，笑看儿女情长，一副调侃和不屑的神态；沙僧亦向来稳重，绝不生越界之意；只有八戒，念念不忘他的高家妻子，而正是他成为作者嘲笑的主要对象。《西游记》的作者没有兴趣写风光旖旎的恋爱。这一现象提示读者，对于《西游记》这部名著，适当地注意其“证道”意味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否则，就难以完整地把握这部名著，也会因此忽略了许多精彩的内容。但是，也不必用“证道”理念来覆盖整部小说。一味地留意“大道”之喻，便难免以偏概全，犯盲人摸象的错误，并对《西游记》的戏谑风格失去领悟能力。过分偏重《西游记》的“证道”理念，与完全忽略《西游记》的“证道”意味，同样会造成阅读的欠缺。允执其中，才是高明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