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庄公九年秋天，鲁国讨伐齐国的“干时之战”刚刚大败；第二年春天，齐国的高傒、鲍叔牙、公子雍率领30万大军寻仇而来，开启历史上著名的“长勺之战”。
　　这个时候，曹刿登场。曹刿既非纯粹意义上的底层草民，否则就不可能轻易见到鲁国的国君鲁庄公；然曹刿亦非位列朝班的卿大夫者流，不然也不会被老乡们笑他“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入见鲁庄公，开宗明义问道，何以战？鲁庄公扳着指头说出三个理由，前两个关于吃穿、祭祀的，都被曹刿以“小惠”“小信”给怼回去了，直到说出第三条“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才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为什么审理案件“必以情”即“可以一战”？宋代朱熹注《论语》之“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曰：“情，诚实也。”曹刿正是从“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句话，把握到庄公政权在审理大大小小的案件时，能够忠于事实，体察人情，遵循法理，追求公正。孔子曰：“政者，正也。”诚实与公正，是政治的核心价值，取信于民，民情可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治国也是治人情，打仗就是打精神。
　　“长勺之战”对于鲁国而言，是一场生死存亡的保家卫国战争。然而，相对于春秋时期的强齐，鲁国是个小国；相对于齐国的30万劲旅，鲁国的3万之师无疑是弱旅。这仗怎么个打法？但在曹刿看来，这仗有得打，最后也确实打胜了。战场上，骄横的齐军擂鼓冲锋，鲁军用强弓劲弩射击敌人，稳住己方阵脚；齐军再次擂鼓冲锋，鲁军依旧猛射敌人，站稳阵脚；当齐军第三次擂鼓准备冲锋之际，曹刿一声令下“可矣！”“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鲁军突然间洪水般掩杀过去，打得齐军辙乱旗靡，望风而逃，兵败如山倒。3万人撵着30万人，打得对方溃不成军，“长勺之战”成为我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兵形如水，攻守易势，瞬息万变。用曹刿的话概括：“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长勺之战”打的既是智谋与时机，也是民心与士气。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鲁国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战役的大获全胜，间接地促成了齐鲁两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息兵言和。能战方能止战，敢战方可言和。这正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所说的“戢兵定功，止戈为武”，也是孔夫子所说的“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
　　曹刿在《左传》里出现过两次，一次是“长勺之战”，一次是曹刿谏鲁庄公“如齐观社”。据《左传》记述，曹刿并非“肉食者”列，而《左传·昭公四年》载有“食肉之禄”，西晋杜预注：“食肉之禄，谓在朝廷治其职事，就官食者也。”唐代孔颖达疏：“在官治事，官皆给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鲁人谓曹刿曰‘肉食者谋之’。”由此来看，曹刿在“长勺之战”前夕，最高属于“士”阶层。
　　曹刿并非达官显贵，但他在国家被迫面对战争的生死关头，能够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在大敌当前兵凶战危之时，曹刿自告奋勇“战则请从”。“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谓国家者，是每一个人的国家。因此，曹刿不在其位，却主动去谋其政、谋其战，义不容辞、舍我其谁。但在“长勺之战”取得辉煌胜利之际，曹刿却急流勇退，安静地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