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882—954年），字可道，自号长乐老，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他曾三入中书，在相位20余年，屡经丧君亡国而稳坐为官，可谓五代时著名的“不倒翁”。对于冯道，历来褒贬不一。其实，冯道只是五代大环境中的代表性人物。评价他，需明晰他所处的时代，了解他的个人境遇，才能避免以偏概全，有失偏颇。
　　冯道名居高位，其实并无多大实权。在相位20余年，通常让人误会他位高权重。其实，冯道的“相位”，与通常所理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大大不同。在中国古代，有个人宰相制，有集体宰相制，有三公坐而论道，也有宰臣“跪受机宜”。不同时期，宰相权力不可同日而语。汉初，宰相权力非常大。汉初宰相陈平曾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不过，治世看相、乱世看将。五代是著名的乱世，兵权主要掌握在中央的枢密使、禁军统帅，地方的各大镇节度使手中。后唐庄宗时的郭崇韬、后唐明宗时的安重诲、后晋的桑维翰、后汉的史弘肇、后周的王峻，这些人与冯道处于同一时代，他们的权势远非冯道可比。五代后汉的权臣史弘肇就曾说：安朝廷、定祸乱，有长枪大剑就足够了，至于什么毛锥子（指毛笔），又有什么用！对于文臣极其轻视。契丹南下灭后晋，冯道到京城朝见契丹君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问冯道为何来拜见，冯道说，“无城无兵，安敢不来？”说的倒是实话，“无城无兵”的冯道只能去朝见契丹君主，“有城有兵”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则非但不朝见，反而伺机起兵反契丹，最后建立后汉。所以五代时有人说：“道好平时宰相，无以济其艰难。”在战乱的年代，冯道的实际影响力有限。
　　五代时，像冯道这样的廷臣比比皆是。五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短短53年间，已换了五个朝代，时人视政权更迭有如儿戏，历仕多朝是时人的常见选择。如符彦卿，本身乃后唐名将符存审之子，长期领兵，先后也仕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五朝，历任地方各大镇节度使，后封为魏王，到北宋时，仍然身居显要。《东都事略》称符氏“近代贵盛，无与为比”。比如五代时的侯益，同样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与符彦卿忠于职守不同的是，侯益反复无常。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曾说：“侯益貌顺朝廷，心怀携贰。”《宋史》说，“侯益在晋、汉时，数为反覆，观其受命契丹，私交伪蜀，赤罔之战，复夜谒周祖，宗属长幼，遭景崇鲸鲵，殆无噍类，推其心迹，岂怀贰之罚欤？”即使这样屡屡通敌叛变的人，他所效命的各个朝代非但没有将他治罪，反而让他安然活到北宋，宋初更是被当作元老对待。这些反常的情况都是由于五代特殊的环境决定的。五代是一个武将可以拥立皇帝的时代，后唐明宗、后唐末帝，甚至北宋赵匡胤都是被军中将士拥立。五代时，许多皇帝的军事力量都没有特别强大，因此对于臣属的约束力自然也就较弱，即使是叛将也并不都进行诛杀，君主有时甚至恳求部下不要造反，且许多五代君主本身就是前朝“叛逆”，也很难用忠君道德来约束臣下。所以一定程度上说，在五代连仕数朝，是时势使然。冯道从没有权倾一时，也并无累累罪行，反而私德颇佳。《旧五代史》说，“（冯道）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未尝以片简扰于诸侯，平生甚廉俭”，《新五代史》言，“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
　　总体看来，后世对冯道的赞誉、否定都不是简单地针对冯道个人，而是赞同、否定冯道所代表的价值观。赞誉他是理解他的处境，肯定他清廉、任事、忍辱负重等个人品质。否定他的，与其说是对冯道本人的批驳，不如说是对以冯道为代表的不能忠君的臣子的反对。因而，统一王朝的君主对冯道多不认可。宋真宗曾说：“冯道历事四朝十帝，依阿顺旨，以避患难，为臣如此，不可以训也。”宋仁宗说：“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无可旌之节。”对于统一稳定的王朝来讲，冯道的“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极不可取，不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可见，评价冯道其人，宜据其所处历史情势，客观评述，庶几近于真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