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的组织方式和权力结构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在此革故鼎新之际，各种社会思潮异常活跃，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当前世界范围内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更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态势。
　　不同社会思潮围绕疫情展开思想交锋
　　社会思潮发挥影响力的关键方式之一就是围绕具有广泛关注度的事件建构起一套叙事，然后向公众推销，接受这套叙事的人越多，该思潮的影响力就越大，其威力在于，事件总会消失，但围绕该事件构建的叙事却可以超越时空而持续存在，而且个体一旦接受某种叙事，对该事件的看法就很难再会发生改变。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一个撼动世界的事件，甚至具备改变人类历史整体走向的可能性。因此，各种社会思潮正围绕疫情进行激烈交锋，争夺人心。民粹主义、多元主义、保护主义、自由贸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等不同思潮背后的支持者已经被高度动员起来，围绕移民、种族平等、经济全球化、国家治理能力、全球治理赤字等议题展开争论，观点扩散呈现出即时性（紧跟热点）、速度快和社会主体广泛参与（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讨论参与者和叙事提供者）等特点，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已经并会继续对全球产业链、国际社会交流、国家间关系和全球多边机制建设产生深刻影响。
　　总体而言，疫情之下的思潮角力中，既有积极的内容，比如呼吁国际社会共克时艰的人道主义精神广泛传播，为身处动荡局势之中的人们提供了方向感和战胜困难的信心，但也存在大量令人担心的声音，它们将目前国际社会中的恐慌情绪视作“天赐良机”，抓紧活动，兜售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谬论，散布具有危险观点的错误思潮。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全球社会思潮的重大变动，既有变革性新思想的酝酿，也会有极端思潮的反动。因此，在当前的“艰难时世下”，我们更要主动作为，因势利导，推动全球社会思潮的正面走向。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心人的身体，也要注重人的心灵，及时准确地评估全球社会思潮格局中的力量变动及其影响。
　　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正向更加极端的方向演变
　　冷战后，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开放、包容、国际化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心态，各国对待移民和国际交流的态度比较积极。但是，2016年美国大选、2017年英国脱欧，以及右翼政党在欧洲大陆影响力越来越大等迹象表明，西方世界的社会思潮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虽然，一些西方领导人反复强调要警惕民粹主义对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冲击，但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以排外为显著特征的民粹主义已经开始影响很多西方国家的政治格局和战略选择。
　　值得警惕的危险信号是，疫情正在推动右翼民粹主义向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其核心特征是种族主义在其叙事结构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煽动力越来越强。历史上看，流行病往往会助长种族主义与反移民的论调，此次疫情也是如此。在不少国家，右翼民粹主义者别有用心地歪曲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与主张，一些极端力量利用危难时刻人们的恐慌和盲从心理来煽动针对移民和特定族群的偏见与仇恨，这些举动甚至激发了有种族针对性的暴力行为，引发了亚裔、留学生、跨国务工人员的深层恐惧和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当然，种族主义论调尚未成为社会舆论主流，但如果疫情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这股“思想潜流”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提升，煽动社会的能力会更强，捞取的政治资本会更多。因此，疫情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会折磨人的身体，还在于它能把人性和社会中的一些阴暗面暴露在聚光灯下，对一些群体造成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
　　积极的一面是，在当前的思想角逐中，种族平等和多元主义正在努力阻击极端右翼民粹主义的荒谬论调，我国应坚定秉持理性与科学的态度，传播积累的抗疫经验，提振国际社会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信心，消除极端思潮传播的“心理温床”，既坚定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主动塑造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安全感，促进疫情期间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科技合作与民间交流。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力显著上升
　　冷战结束后，人们普遍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深度拓展，国家的重要性会不断降低，超国家行为体（如欧盟）和次国家行为体（如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国家权力将会向个人、社区、企业和国际组织流散。
　　但是，全球化在带来便利和富足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流动性增强、生存环境不确定性提升、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对个体而言，国家是他（她）寻求庇护的希望所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人们深刻体会到国境线就是“保护线”，国家的行动能力、医疗水平和工业基础直接决定了他们感染新冠肺炎的概率、治愈的可能性，以及最终战胜危机的信心。
　　因此，疫情之后，国际社会将更加重视国家的自主性与政治权力。从积极的一面看，这意味着，人们认识到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是规避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核心力量，他们将会更加理性地看待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在应对疫情中的出色表现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国家自主性和融入国际社会“两条腿走路”的中国模式应该得到更多尊重。
　　但是，主权规范加速复归也可能会有消极的一面。第一，一些国家可能会因为过分重视权力和内部事务而忽略国家间合作。身处“地球村”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有的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和意愿都存在不足，接下来国际社会还需要共同应对可能作为疫情“衍生症状”出现的经济危机和粮食困难等问题，如何在重视国家主权的同时，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是国际社会未来面临的一个难题。
　　第二，在有的国家，与主权观念和民族情感高涨相伴随的是，地缘政治、大国冲突等“旧安全观”的吸引力也在不断上升，“模式竞争”的幽灵正在被唤醒，而一些政客诿过于人的做法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从这些观念出发，一些人污蔑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医疗援助是为了争夺全球领导权，号称中国在抗疫中的做法会提升中国模式的国际吸引力，因此需要通过推广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以对抗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不仅不能为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提供帮助，反而会使国家间关系愈发紧张，相互间的信任和善意（即便疫情结束）也将难以修复。
　　可以预想，疫情过后，我们有可能会生活在一个弥漫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激情的世界，但这个世界迫切需要人类更具国际主义精神与关怀。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地球村”的物理距离会进一步缩短，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将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平衡国家自主性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张力提供了方案：各个国家应该努力寻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制在应对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生态危机和流行病威胁中的作用，通过多边合作克服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困难。
　　保护主义和“脱钩”论的声音加大
　　2008年之后，在金融危机和大国关系变动等多重压力下，质疑经济全球化的悲观论调持续上扬，国家之间产业合作与贸易往来的人为障碍越来越多。有的国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的医疗物资短缺和设备制造能力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经济相互依赖的质疑与不安全感，保护主义和“脱钩”论正借此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影响力。
　　如果说，疫情之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经济融合持怀疑态度的人，主要担心的是其他国家控制本国的核心产业和关键技术，此次疫情使得这批人的态度更加极端，他们宣扬在关键时候，甚至连口罩都可以成为战略物资，直接关系到本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和国际博弈筹码。这种悲观心态意味着在未来，企业可能会夸大对全球供应链适当依赖所蕴含的风险，而国家也会越来越重视本国产业链全球布局的安全性，经济性考量的重要性会降低，带来的结果就是国家之间经济交流的阻碍会变多。
　　疫情之后，推进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各国互联互通机制的民意支持率会降低，现有的全球经济合作水平可能会出现倒退。尤其是在美国和欧盟，产业转移造成的制造业空心化早已引发了社会中一部分群体的不满，此次疫情可能会抬高他们的影响力，促使这些国家进一步较大幅度改变产业政策，引导本国企业缩短产业链，以及加快推进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东西方的产业地理大变局将会加速蔓延至中低端产业。这意味着，与之前的全球融合趋势不同，国际社会可能会进入多力量中心的经济一体化时代，但是令人担心的问题在于，不同力量中心会以什么方式（合作、竞争还是对抗）在“地球村”中共存与互动仍然是不确定的。
　　我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对冲保护主义和“脱钩”论的影响力，提振国际社会对于自由贸易和经济相互依赖的信心。目前，我国已经向诸多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非盟等国际组织提供了紧急援助。随着全球抗疫进入到关键阶段，在满足国内需要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我国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坚定地给予他国医疗援助，尤其是在防疫物资上，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向国际社会释放一种积极信号：中国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会把其他国家与中国的产业联系转变成为追求特定政治目标的工具，也就是说，在世界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国可以成为“地球村”的“生命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