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扩大有效供给，中央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企业高质量供给提供了准确激励，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为破除无效供给，中央将去产能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加快清理“僵尸企业”，成为当下去产能工作要啃的“硬骨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僵尸企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缺乏内生发展能力，严重依赖银行续贷，持续消耗政府补贴，导致资源错配和市场扭曲。加快清理“僵尸企业”，是优化经济结构，改善资源配置，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加快清理“僵尸企业”，要准确理解“僵尸企业”形成的体制诱因和制度因素，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和“对症下药”。“僵尸企业”是一种市场非均衡现象。经济理论表明，无论是局部非均衡还是一般非均衡，市场会通过价格机制左右企业市场进入和退出行为，从而实现市场动态出清和供需动态平衡。显然，“僵尸企业”长期存在、僵而不腐这种市场无法出清现象的存在，与市场主体退出制度不健全有着重要联系。“僵尸企业”所在的主要行业，都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放宽市场准入改革。
　　但相比之下，市场退出却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影响企业退出的体制性障碍，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银行体系阻碍企业退出。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体制对“僵尸企业”退出十分敏感。从银行来说，“僵尸企业”退出形成的不良贷款，会迅速恶化银行资产负债表，降低银行本身估值。给“僵尸企业”续贷，成为许多银行权衡之下的共同选择。事实上，“僵尸企业”并非我国独有的现象，欧美以及亚洲的日本，为防止出现金融风险，也都有过银行续贷支持“僵尸企业”的历史。另一方面，政府阻碍企业退出。地方政府通常面临着“清理僵尸企业”与“维稳保就业”的二元选择。尽管企业资不抵债、无法自负盈亏，但是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又缺乏一个支撑职工就业和转岗再培训的制度体系，那么，对地方政府来说，由社会“养职工”可能还不如由政府“养企业”，进而再由企业“养职工”。
　　这个逻辑表明，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银行体系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尽管事后看起来可能不具理性，但事前来看，也并非完全盲目和不理性的。对银行体系来说，如果能够剥离“僵尸企业”的不良资产，再选择“输血”支持并不一定有利于银行长期发展。对政府来说，如果社会制度支撑到位，“养企业”也并非最好的选择。因此，清理“僵尸企业”的关键，在于改变银行体系和地方政府的制度约束，使得支持“僵尸企业”不再是它们各自最优的策略选择。
　　加快清理“僵尸企业”，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进一步打通“僵尸企业”形成的制度性梗阻。第一，要充分认识到，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与放宽市场主体准入同等重要。要不断降低市场主体退出的制度性成本，在注销、破产等领域，进一步明确制度和法律保障。同时，要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渠道，更多引入风险资本以股权转让形式退出“僵尸企业”，由市场去发现这些“僵尸企业”的真正价值。第二，优化与市场主体退出相匹配的银行信贷结构，从制度上切断银行“输血”支持“僵尸企业”的渠道。比如，对“僵尸企业”不良贷款进行分离，以市场化方式处理“僵尸企业”资产，交由专业资产管理公司或新成立的“僵尸企业”资产处置公司进行处置，从而减弱银行体系支持“僵尸企业”的内在激励。第三，完善市场主体退出的支撑性社会制度体系，更多考核地方政府效率而非总量指标。在职工转岗、再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领域，降低企业退出的配套成本，只有“养职工”比“养企业”更合算，才能削弱地方政府对“僵尸企业”进一步补贴的动机。在政府考核方面，也需由总量指标更多向效率指标转变，使得地方政府为“低效率”资产再补贴、再投入的做法，不再是最优的策略选择。只有打通“僵尸企业”形成的制度梗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僵尸企业”问题，为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守住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