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年仅39岁，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上将。这位从井冈山走出来的“红小鬼”历经战火历练，既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抓住军队从夺取政权向执政条件下建设转换时政治工作的主要矛盾，推动全军向文化大进军，开展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领导制定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对我军政治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组织领导“向文化大进军”运动
　　在我军政治工作史上，有一个意义深远的运动，那就是“向文化大进军”。这个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萧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保卫新中国的骨干，也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但广大官兵主要来自农民，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较低，战士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干部高小以下的占68%，文盲和半文盲占30%，有些连队甚至找个文书、司务长都很困难，这种状况成为我军加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为此，萧华建议首先在全军开展一个“向文化大进军”的运动，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50年8月1日，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向全军颁布，决定除执行规定的作战和生产任务外，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成为一个大学校。
　　这一运动遵循“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方针，“但又是正规的”六个字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1952年6月1日，全军正式开展大规模的向文化大进军运动。各级政治机关在短时间内就调配了5万多名文化教员，陆续开办了200多所文化小学、60多所速成中学。在运动过程中，一些基础较差、年龄较大的干部普遍反映学习文化很“难”，各部队出现了一些“不怕上战场，就怕进考场”“不怕打仗，就怕算账”“宁打一个碉堡，不啃一个讲稿”的消极现象。针对这些问题，萧华带领机关总结出了“学文化八法”，分别为激发热情、培养兴趣，联系实际、结合工作，突出重点、用中求学，就近求师、随问随学，点滴入手、积少成多，边学边用、学用结合，循序渐进、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稳步提高，发挥了很好的指导效果。
　　在此期间，有的部队一度出现行政管理、军事训练松散现象，有人将其归咎于文化大进军运动，有的甚至打算“鸣金收兵”。萧华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认为深层次原因在于部队长期游击战争形成的“单打一”作风，不善于统筹安排，顾此失彼，抓了一头，丢了另一头。这一分析得到毛泽东的肯定，称他“懂辩证法”。
　　“向文化大进军”运动历时一年多，在1953年5月举行的全军大会考中，各科平均成绩80分以上，不及格率仅为5%，全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这一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推进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为进行新的斗争、夺取新的胜利作了知识和智力准备，影响和意义重大而深远。
　　推动全军开展政治理论教育
　　1951年1月5日，在全军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萧华作了《全军政治教育的基本方针与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分析了部队的成分，阐明了理论学习的必要性紧迫性，对理论学习的具体内容、组织、学习方法等作了部署安排。萧华特别强调，只有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用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才能去掉干部中的盲目性，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会后，很多同志说：“经萧主任一理顺，思路明确了，办法也有了，政治理论教育一定能抓好。”
　　萧华经常引用刘少奇的一句话：对教条主义放个把班哨就够了，对于经验主义则要放排哨。萧华认为，全军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把理论学习和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工作。同时，他还指出：“理论学习往往不能立竿见影，过分性急的要求是办不到的。”1951年11月全军第二次宣教工作会议，提出了“系统、联系实际、稳步前进”的学习方针。正是正确地坚持了这样的学习方针，全军形成了一个较好的学风。当时，在部队中流行一句口号：“一年一门，三年三门”，只求实、不图快。
　　为解决理论教员缺乏的问题，总政治部从1950年开始，先后举办了4期理论教员训练班，为全军培训了800多名理论骨干。萧华对这个训练班十分重视，不仅亲自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还聘请当时著名的理论家杨献珍、范文澜、艾思奇给学员授课。这批理论骨干对提高全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全军政治理论教育的效果十分显著。广大干部经过几年的坚持，系统学完了规定的内容，弥补了理论知识的不足，增强了学习的兴趣和信心。特别是许多高级干部深化了对毛泽东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等重要思想的认识，对存在的居功自傲、革命到头等错误思想能从理论上分析其原因和危害，进一步提高了改造思想和执行党的任务的自觉性。
　　领导制定军队政治工作条例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深入，一些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对我军是否还要坚持战争年代的党委领导、是否还要坚持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和作用产生了疑问。1953年颁布的内务条令对政治工作的地位规定得也不够明确。制定政治工作条例摆上了议事日程，萧华具体地承担了这项任务。
　　在1953年底至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萧华作了题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强调，我军越是要推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越是要加强党委的统一的集体领导，党委制和政治工作制度我军必须长期坚持下来。这次会议对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决定进一步修改完善。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起草，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共写出各条例20种，请毛泽东审阅4个主要条例，其他16个条例由军委例会审议。1954年4月9日，萧华参加军委例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的政治工作条例，议定“待主席将前四个条例审阅同意后，即以军委名义作为草案颁发执行”。毛泽东在审阅政治工作条例时，恢复了修改时删掉的总则原稿中的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4月15日，毛泽东就4个条例批示：“略有修改，可即印发。”政治工作条例明确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工作的任务职责以及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是政治工作的一部“母法”，对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弘扬我军优良传统具有重大意义。萧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敏锐地抓住了这项工作，并且较快较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充分体现了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的政治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