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在信件的第三部分谈到了两件具体的事情：“更有启者，侍在蜀刊有《輶轩语》、《书目答问》二书，以示蜀士，虽涉谫陋，颇具苦心，濒行时将版片寄往湖北，蜀士闻知，谆恳重刻，因于西安途次寄去百金，嘱薛监院转交肄业生杨锐等五人，即日觅工重刻，经理督催，嘱杨锐总司其事。乃至今尚未刻出。闻止刊成数版，工亦粗率。其百金之款亦未付于杨生，实堪怪诧愤懑。窃思此举乃侍自出私钱，责成杨生料理，他人掣肘何为？敢恳谕饬两监院交出此项，专属杨生，迅速刊毕，如有不敷，望即将侍太原寄上之款，发交杨生应用，是所至祷！”
　　“再：《尊经书院记》，侍曾檄令勒石，闻尚延阁，亦请饬催监院办成。感幸感幸！”
　　“廉颇思赵，耿耿于怀，伏惟鉴之。”
　　“侍还都数月始得定居。词曹无事，稍可休息。惟久劳伤脾，夏秋以来，时有不适，艰于执笔作书，致稽裁报，罪甚罪甚！兹因人便，肃此缕陈，敬请勋安不尽。侍之洞顿首。九月十五日。前后函共十一纸。”
　　请丁宝桢督促刻书勒石事宜
　　从文中可以看出，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专门为尊经学院学生撰写了指导读书门径的著作，即《鞧轩语》《书目答问》两书，这是张之洞早期学术思想的姊妹篇。由于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很受欢迎。可能是张之洞离开四川时，欲“将版片寄往湖北”，尊经书院的学生们知道后，“谆恳重刻”，张之洞很受感动，自己出资，“嘱薛监院转交肄业生杨锐等五人，即日觅工重刻”。“经理督催，嘱杨锐总司其事。”但不知为何，重刻进展很慢，质量也差。更令张之洞恼火的是，他奉上的刻书费用，没有按照他的意愿使用。所以，他希望丁宝桢过问此事。“敢恳谕饬两监院交出此项，专属杨生，迅速刊毕。”
　　有学者认为，张之洞早年的督学成绩，不出阮元、曾国藩等儒学名臣提倡经古的轨迹；而在与内地风气磨合的过程中，又须对庞杂的学术整体进行整理，条列其要点，铺陈其门径，相对于《皇清经解》《四库提要》所代表的高端知识，《鞧轩语》《书目答问》等门径书的缓冲作用洵为重要，甚至充当了康有为、梁启超、顾颉刚等许多近代以降学者修治经史的津梁。
　　就是这样颇受欢迎的两部书，在其刊刻的初始阶段，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也是这封信提供给我们的另一种特殊价值，即为研究《鞧轩语》《书目答问》的出版情况，提供了有趣的第一手材料。
　　第二件事是《尊经书院记》勒石的情况。
　　《尊经书院记》是张之洞在《尊经书院章程》前面写的一篇长记，亦称学规。是研究张之洞早期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此记内容精要，涉及书院本义与学术教条大端，是尊经书院的灵魂。按照张之洞信中的说法，当时，他曾“檄令勒石”，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晓明书院宗旨，传达办学理念。但不知为什么，他的这一命令一直“延搁”，没有得到院方很好落实。所以张之洞请求丁宝桢帮他过问一下，抓紧“办成”。
　　书信第三部分所陈刻书，刻石两件事情，看似是张之洞个人的私事，实际都与尊经书院的建设有关。正因为如此，张之洞说话的语气果决而不容商量，甚至很有些“怪诧愤懑”的情绪。这也说明，离任后的张之洞与书院主事者之间似有不融洽的地方。不知张之洞对主讲人选的极力推荐，是否也与此有关。
　　书信的第三部分还有个重要的人物值得一谈。就是张之洞信中所说的杨生杨锐。杨锐（1857—1898年），字叔峤，四川绵竹人，以举人授内阁中书。后由陈宝箴推荐加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后与谭嗣同等同时被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杨锐少年即受知于张之洞，后来一直为张之洞所倚重。从信中张之洞将刻书一事“交付杨生总司其事”来看，应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锐就已经成为张之洞的嫡系，开始为张之洞办事了。所以，书信中的这段内容，也是研究张、杨交往初期的重要史料。
　　张之洞的谨慎
　　张之洞比丁宝桢小17岁，无论是官阶、资历声望，当时还都不能与丁宝桢相提并论。所以，张之洞在信中始终以学生或部属“侍”的身份自称。尽管身居晚辈，但张之洞始终不卑不亢，表现出一种从容成熟的处世风格。此外，张之洞接到丁宝桢来信后，迟至数月才予以回复，用他的话说，是身体“不适”“艰于执笔”的原因。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他要观望一下丁宝桢入川之后的情势，权衡一下要不要说？说什么和怎么说？还有，就是没有合适的人带信。怕泄漏信中的内容。直到有了合适的人带信，他才“肃此缕陈”。但即便如此，在单独开列“川省积弊”的两页笺纸后面，张之洞还是特别标注“此二纸付丙”，即烧掉的意思。由此可见张之洞心思的缜密和对官场险恶斗争的警惕。
　　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丁宝桢最终并没有将这封密信销毁。从而为后人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让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幸透过纸色墨香，依稀看见那一百多年前的世态风景、如烟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