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1862年），挟攻陷安庆余威，曾国荃兵临南京，欲图继续复制其从前动辄围城数月、熬垮敌军的辉煌。然而，作为六朝古都，金陵城墙坚实绵长、军队以数十万计，岂是手头仅有区区几万人的一个湘军将领想拿下就能拿下的？本想独享一块肥肉，孰料竟是极其难啃之硬骨头，况且眼瞅着其他将领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别的战区搞得风生水起、席卷数省，枯坐石头城下的曾国荃又急又气又火又悔，不禁虚火乱窜，肝病犯了。
　　其实，一直关注九弟的曾国藩心中更急更气。早在攻取安庆后不久，曾国藩就劝九弟切莫急怀再立新功之意，当审时度势，顺其自然，“进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然而因大胜遂过度膨胀的曾国荃哪里听得进老哥的忠告，一句“诸军士自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今不乘势薄城下，还军待寇，旷日持久，非利也”，便径直怼了回去。
　　九弟不领情、不听话，做兄长的，只能信一封一封地写，道理一遍一遍地讲，苦口婆心，不惮其烦。一年多下来，细看这数十通家书，确也揭示了曾国荃的问题所在。
　　九弟如此急功近利，首要问题在于遭受挫折太少。曾国荃发迹于跟随四哥镇压太平军，经历非常简单，且始终得兄长庇佑关照，可谓顺风顺水，罕有波折。他没有当过京官，未见过他人白眼，未尝过宦海浮沉，未体会世态炎凉；他更没有白手起家，不曾遇到士绅羞辱，不曾面临覆灭之灾，不曾慨叹绝处逢生。曾国荃感受的更多是风雨后观赏彩虹的惬意，而不是苦盼晴日的那种几近崩溃的煎熬。所以曾国藩委婉指出，“弟之志事，颇近春夏发舒之气；余之志事，颇近秋冬收啬之气。弟意以发舒而生机乃旺，余意以收啬而生机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借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不经历秋残冬寒，人不会真正成熟，对于此，曾国荃亦自认“处顺境时多，未尝处过逆境。反躬自想，亦可谓得天最厚矣”。一句话，曾国荃仍旧是一位缺乏基层深入磨炼的“高级干部”。
　　若结合个人性情，曾国荃之急功近利，多半与贪念密不可分。彼时湘军诸多将领之中，曾国荃之贪财，可谓遐迩闻名。从军之后，随着功绩不断累积，曾国荃的贪欲也与之骤增，单就攻克安庆城一役，他纵容士兵屠城掳掠，有的“一人得赤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手里握着这么多战利品，曾老九更加挥霍无度。据曾国藩女儿曾纪芬回忆：这位九叔“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贪财是为了置田地建豪宅，而其来源必与战事有关，是故发战争财则须贪功，攻城略地越多，金银财富越多。贪念盈脑，欲壑难填，曾国荃早已把老哥“争名逐利，则当谦退”的八字箴言抛于九霄云外。
　　仕途顺遂，欲念方炽，胶着于权与利，老九终将丧失敬畏之心，这恐怕是曾国藩最为担忧的。《论语》中有“君子三畏”的原则，曾国藩便以此教训兄弟。他先以自己作为反面案例，自认过往也是意气用事较多，偏于倔强一途。后来屡败屡战，曾在数度生死系于一线的煎熬和考验中对“三畏”产生了更有温度和深度的领会。他觉得要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比如“畏天命，则于金陵之克复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毕竟“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此次军务，如克复武汉、九江、安庆，积劳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不做出格张扬之事，不留口实与把柄。至于敬畏家族的训诫，曾建议“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对此说法，曾国荃心中尚有所触动，坦言“弟于未事方事之初，讲求尽人力，临事究仍未尝代天主张，不过性偏急切，仿如要一手遮天做法，此趋事赴功之大病也，近亦稍知自返矣”。
　　说到底，曾氏兄弟二人一个谨慎持守，一个急功近利，还是彼此格局不同。待到同治三年，已围城近两载的曾国荃颇呈力不能支之势。替兄弟着想，也是立足大局，曾国藩请示朝廷调李鸿章驰援。但想到此事不免会引来九弟的忌惮，曾国藩一连写了数封信，帮老弟分析利弊，言说请李鸿章助剿，无非分享了曾国荃独占金陵的功勋和美名，其实好处更多。他分析道，若干年后，后人凭吊这场战役中的群雄，“润克鄂省，迪克九江，沅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泉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怀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皆将后悔，不如及今决计，不着痕迹”。局势说得这般透彻，骑虎难下的曾国荃也只得答应，请李鸿章一道攻城。一年之后，李、曾合力攻陷南京，可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格局小之徒眼光往往紧盯当下之事，而格局大之辈则常常考虑三年、五年甚至更为长远的规划。曾国藩这一步，走得可谓不动声色又谋算深远。
　　曾国藩给九弟讲过一个道理：“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真正的海阔天空，当时内心的平和从容、波澜不惊，确是曾数十年人世浮沉之洞见。看到这句话时，曾国荃39岁，一个正汲汲于名利的中年人，或许是很难理解此中真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