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号称东方文字金字塔，成于乾隆年间，集数千人之力完成，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共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四库全书》共抄录7部，分藏于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前四者统称北四阁，专供御览，后三者统称南三阁，对外开放，允许读书人阅览抄录。
　　文澜阁《四库全书》为其7部手抄本之一（总计3470部，42559册），现藏浙江图书馆。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全收藏受到严重威胁。1938年3月，为避免战事殃及，决定将浙江图书馆的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运至贵州保管。可当时运输经费和交通工具不足，此时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在浙大西迁运力紧张之时，向浙江图书馆伸出了援助之手，协助库书迁移，经辗转浙、闽、赣、湘、黔5省，行程2500公里，历千难万险于1938年4月底抵达贵阳，存放于当时的贵州省立图书馆。
　　1939年2月4日，日本飞机开始轰炸贵阳，为避免库书遭到破坏，省立图书馆决定将其从张家祠堂转移秘藏到鹿冲关森林公园地母洞内。库书藏至地母洞后，西迁至遵义湄潭的竺可桢校长甚为关心，两次赴洞内察看，告诫典守国宝之事一刻也不能放松，并提出将洞里的木棚进行改造。其间在贵阳库书三迁秘藏地点（省立图书馆5个月，张家祠堂7个月，鹿冲关森林公园地母洞5年零8个月），共存放长达6年零8个月的时间。
　　1944年11月，日军攻入贵州黔南独山，贵阳危急，库书存放的安全又成问题，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紧急约见教育部商谈，再次决定将库书迁蜀。12月8日由战区司令部派出6辆大卡车，历行半个月时间，将库书运至重庆青木关，藏于教育部部长公馆内。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946年5月7日，全套库书由6辆汽车装运离开重庆运往杭州，历时2个月，全套文澜阁《四库全书》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
　　库书在黔藏地母洞时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命西南各大学遴选人才，对库书进行校勘。在校勘期间，抄录了大量关于贵州的史料记载，文澜阁《四库全书》中所集图书，绝大多数是贵州没有的，里面零散地记载了黔地的历史、地理、民族等方面资料的图书较多，是贵州文人、学者使用此书极好的机会，同时也填补了贵州史料的空白，帮助了贵州相关文献得以完成，编辑《贵州史料第一集》，1948年贵阳文书局出版《贵州通志》。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浙大和浙图等一批文军为保护库书这一文化瑰宝，与众多国人一道，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凸显了捍卫四库的拳拳之心，体现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那就是“求是精神”，不仅凝聚着中华优秀儿女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更凝聚着对现代文明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
　　竺可桢校长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求学的路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当年，浙大西迁几经辗转，历经艰险，在贵州遵义湄潭办学的7年间，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办学条件，都是十分艰苦，教学设备、教材，甚至给养都十分短缺。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数量之多让人惊叹。中国的物理学年会连续4次在湄潭召开。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收到来自“中国湄潭”的论文，其中仅用“湄潭”两字做标题的论文就达25篇。可以说当年的科学巨子们正是秉承这样的“求是”精神，创造了众多举世闻名的科研成果。
　　《四库全书》是中华经典文化得以传承延续的重要载体，竺可桢校长带领的文军长征队伍和文澜阁《四库全书》一起西迁，那段岁月，虽饱经风霜但历久弥新，虽艰难险阻但薪火相传，书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