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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为邻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中国观
吴江 字数:
《 学习时报 》（ 2019年02月22日 第 A2 版 ）
中德虽然相距遥远，历史和文化迥异，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很大差别，但在施密特眼中，中国这个遥远的亚洲国家通过自身的发展克服了地理距离的障碍，成为德国新的“邻国”。
2006年，施密特出版了与德国驻京记者弗朗克·西伦的访谈录，2014年，该书中文版面世，资深外交官——中国前驻德大使梅兆荣先生受邀主持了该书中译本的翻译工作。“与中国为邻”不仅是这本书的中文译名，也最概括性地总结了施密特的中国观。
施密特的中国观——“与中国为邻”
中国和德国均为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有着相似的地缘政治特点。这一特点使得在对外交往中如何处理好和邻国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中德两国外交的重要命题。早在西汉时期，刘向编著的《霸言》一书中就写道：“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与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德国和邻国的关系则历经了长时间的战火纷飞。二战结束后，德国痛定思痛对其侵略历史表示了忏悔，并借助欧洲一体化进程积极实现与邻国的和解。施密特曾与德国前总统冯·魏茨泽克合作共同出版了一套书，题为《德国人和他们的邻居》。他对德国邻国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该书分为12册，德国的9个直接邻国中除了卢森堡和比利时合为一册外，其他每个邻国都独立成册。除此之外，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俄罗斯这4个并不和德国直接相邻的国家也被施密特当做德国的邻国收录了进去，可见在施密特的心中，“邻国”这一概念绝非仅仅是指地理位置的远近，而是指重要性的取舍。“邻国”既不是指单纯的朋友，也不是指单纯的敌人，“邻国”意味着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德虽然相距遥远，历史和文化迥异，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很大差别，但在施密特眼中，中国这个遥远的亚洲国家通过自身的发展克服了地理距离的障碍，成为德国新的邻国。
施密特中国观的形成背景
施密特的中国观建立在对中国近50年的持续关注、15次的实地访问以及笔耕不辍进行思考的基础之上。在其中国观形成的过程中，施密特和中国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对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欣赏。在施密特的眼中，中国绝非仅仅意味着一个市场。吸引施密特关注中国的首要原因是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尊重和欣赏。
施密特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最早来自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著作《大哲学家》。该书第一章“四位权威人物”除了苏格拉底和耶稣之外专门列出了孔子和佛陀。施密特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时对儒家思想和佛教一无所知，一度对这个提法感到非常不解，但很快施密特就被雅斯贝尔斯的思想所折服。之后，施密特对东方文明有了特别的兴趣。日后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逐渐谙熟的施密特在多本著作中感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波斯人、印加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像中国那样历史悠久，能在历经了100年的惨然衰落和奇耻大辱后重新振作起来”。施密特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绩的肯定。施密特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一直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他称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聪明的主意，赞扬中国的经济改革思路清晰，令人钦佩。在施密特看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远远超过当年西德艾哈德的兴国大业。在2015年施密特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言犹未尽》中施密特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寄予了厚望。
对中国与日俱增的重要性的准确预测。早在1960年代末期，施密特就独具慧眼认为中国会发展为一个引人瞩目的大国。由于当时西德尚未与中国建交，施密特先从访问中国的邻国——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开始从侧面了解中国。他力促西德勃兰特政府与中国建交。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德总理，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1980年代出版的著作《伟人与大国》中，施密特就将中国称为“世界第三大国”，同时明确指出“西方必须摆脱它迄今的两极思想，现在就必须设想到1990年代中后期将由美国、苏联和中国组成实力政治的三角”。在2006年与记者西伦谈论中国这个新的邻国时，施密特已准确地预测到15年后中国将在技术上成为美国和整个西方的头等竞争者。
施密特中国观的思想根源
梅兆荣大使在《与中国为邻》译者新版感言中写道：施密特对中国发展变化的观察，尤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评价，没有西方政治家通常有的那种偏见，也没有狭隘民族利益的烙印，他常常以人类进步和国际和平与合作利益为出发点，判断是非，并敢于仗义执言，鞭挞西方一些人的错误观点和态度，实属难能可贵。
那么施密特的中国观有着怎样的思想根源呢？施密特曾指出三本经典作品对他的政治思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古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奥勒留的著作《沉思录》教会了他两样宝贵的品质：内心的淡定和无条件地履行义务。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对施密特而言是一部“指南针”般的著作，让他明白和平绝非“自然状态”。此外，施密特看重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以政治为志业》这篇演讲中提到的政治家所应具备的三项基本素质：激情、责任感和眼光，也认同韦伯对于责任伦理和心志伦理的区分。
从这三本经典中学会的品质正是施密特所处的特殊时代以及经历的政治生涯的写照。
施密特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刚刚散去的1918年，时代的车轮让他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作为国防军战士的施密特一开始在不莱梅空防部队服役，后来被派往东线作战，二战结束后被英军俘虏。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一直都在提醒施密特冷静理性地对待德国以及西方的历史。出色的才能使得施密特很快在社民党中脱颖而出，并于1974年至1982年期间担任西德总理。1970年代，国际局势总体缓和的背景下其实危机四伏，施密特的总理任期经受了诸多挑战，无论是石油危机之后开启经济峰会外交，还是“多事之秋”应对恐怖袭击，抑或是在和美国总统卡特意见相左的背景下力促《北约双重决议》的出台，施密特很好地诠释了对责任伦理的坚守。
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反省使施密特做到了以更广阔的胸怀看到了中国制度具备的独特优势，理性地指出中国在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时将走自己的道路。也正是出于履行政治家的责任，施密特认识到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对于世界的重要性，并在卸任总理后持续关注中国的发展。同时在康德的哲学思想以及韦伯责任伦理的指引下，施密特做到了设身处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在《与中国为邻》一书的扉页中施密特专门引用了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的名言“我们不是中国人的楷模，因而不能用我们的判断去衡量他们的努力”。
施密特中国观带来的启示
如何正确认识崛起中的中国？如何在与中国相处时去除傲慢和偏见？施密特的中国观提供了答案。正如他在《与中国为邻》一书的德文版前言中写到的那样，该书的出版用意有三：第一，希望读者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值得尊重的古国。第二，希望读者意识到面对中国的发展时切勿好为人师。第三，希望读者明白，欧洲目前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绝非中国的过错。
身为政治家如何为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如何成长为具有使命感的政治家而非追逐权势的政客？施密特的中国观展现了这位“世界总理”的格局和胸怀，提醒世界各国的政治家要以政治为志业，牢记使命，肩负责任，敢于担当。
施密特的中国观同时也在提醒中国人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把握历史交汇期迎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间节点，深刻领会习近平主席对国际大势的判断，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