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育风气 造就良才
——中国古代吏治的镜鉴（四）
王学斌 字数:
《 学习时报 》（ 2019年02月15日 第 A3 版 ）
《荀子》一书在《臣道》篇中，将一国之官员，分为态、篡、功、圣四类。顾名思义，态、篡二字，明显带有贬义，代指那些媚上欺下、贪墨枉法之佞臣污吏。即使就好的官员而言，荀子根据德性、才干、态度、政绩等诸多标准，也进行了细致界定。在他看来，真正优秀的官员，须具备且都具备的素质，应该包括如下方面：“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通俗来讲，名臣良吏贯彻与落实朝廷政令教化，其践行效果从来都是第一时间、不打折扣，执行力之强，如影随形一般；应对与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时局变动，他们向来反应迅捷，措施得当，平息事端，扭转危机，其解决速度仿佛应声回响一样；辨析与考量各种变幻无常、纷繁迭起的新情况，他们依循类似案例进行推论，综合比照相关制度进行研判，从而守正出新，对症施药，为之后决策树立准则典范。简言之，这实际强调，一名好的官员，必定要具备过硬的执行力、应变力、担当精神与引领能力。
临危纾难真能吏
倘若暂且抛开荀子观点的时代局限，该论断确实揭示出考察官吏优秀与否的关键性指标。翻检史籍，重温故事，尤其是“应卒遇变，齐给如响”这一条，极其可贵。唐玄宗后期，朝局已是危机四伏。当时著名书法家、政治家颜真卿因得罪奸相杨国忠，被排挤出京，出任平原太守。仕宦生涯受挫，颜真卿并未抱怨消沉，依然忧心时局。平原属于安禄山辖区，颜氏发现安禄山谋反迹象已十分明显。于是他未雨绸缪，假托本地阴雨连绵需要整修，暗中加固城墙，疏浚河道，广积粮食，招募士卒，做好抵御叛军准备。与此同时，为了麻痹安禄山，颜氏平时经常与宾客宴饮畅游，吟诗作对，摆出一派名士风范。虽多次接到探子情报，安禄山始终认为颜真卿一介书生，不足为惧。不久，安禄山果然范阳起兵，河朔郡县尽数沦陷，唯独颜真卿尚在平原坚守。听闻叛乱消息，唐玄宗慨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等到颜氏派来的下属递上奏报，唐玄宗转忧为喜，顾左右曰：“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
如果说颜真卿以上作为可看作主动性高、执行力强的话，那么随着动乱形势日趋复杂，则愈发考验其应变能力。叛军一度攻下洛阳，杀死留守的三位高官，并派使者将三人首级拿到黄河北边示众，以期达到动摇人心的效果。颜洞察叛军企图，果断斩杀使者，隐藏同僚头颅，对下属讲：“我识此三人，首皆非也。”迅速稳定了军心。等到日后誓师出征之时，颜真卿方才取出三人首级，戴上官帽，点缀佩饰，用草做成身体四肢，用棺木装殓祭祀殡葬，立了牌位为其痛哭。经此庄重的仪式，人心更加团结。此后颜真卿不断聚拢各地义军，形成了十七郡联手的局面。众人推举他为统帅，率兵二十多万，“横绝燕赵”，立下大功。
安史之乱平定后，政局并不太平，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彼时奸臣卢杞一度当道，对刚直不阿的颜真卿很是忌惮。恰巧军阀李希烈叛变攻下汝州，卢杞便提议颜真卿去汝州赴任，其理由竟然是“颜真卿是全国信服的人，派他去招降，可以不动用军队”。其欲置颜氏于死地之心昭然若揭。不少大臣纷纷密奏朝廷，请求挽留忠臣。然而颜真卿并不退缩，坦然上任。
来到汝州，颜真卿立即被叛军囚禁，遭受百般恐吓羞辱。他毫不畏惧，有一次以其兄长颜杲卿的壮烈事迹为例，对叛军将领厉声道：“君等闻颜杲卿无？是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兵，及被害，诟骂不绝于口。吾今生向八十，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岂受汝辈诱胁耶！”怒斥得对方哑口无言。后颜真卿被李希烈谋害，《旧唐书》赞曰“自古皆死，得正为顺”，可见其勇于担当、舍身为国的风范深受后世称道，将永留汗青。
以身垂范育风气
北宋学者刘敞曾用“极忠不避难，临难不违义”来概括颜真卿胸怀社稷的精神，该评价实与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异曲同工之妙。众所周知，“先忧后乐”的思想出自范仲淹之手，他堪称那个时代名臣之代表。范之一生，始终忧庙堂之忧，急百姓之急，未尝倦怠。步入政坛初期，范仲淹就以敢于建言闻名。宋仁宗时期，有一年江、淮、京东等区域发生非常严重的蝗灾与旱灾。范恳请朝廷派遣官员前往灾区察看灾情，却迟迟没得到答复。范仲淹于是向仁宗直谏：“宫廷里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情形会怎么样呢？”仁宗显得十分难过。于是委任主动请缨的范仲淹去赈济灾情。范所到之处开仓放粮，奏请朝廷免除赋税，救济了众多百姓。后来李元昊起兵东进，延州周边诸多要塞失守，范仲淹又一次请求赴前线领兵御敌。他在边塞整饬军队，加强演练，巩固城防，兴修水利，广纳降军，用人不疑，终使西夏与北宋议和，保得一方平安。当时仁宗皇帝有意进取，要求大臣上陈改革主张。范仲淹深感“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向仁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后又陈奏“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揭开了“庆历新政”的大幕。虽然改革仅维持一年多便戛然而止，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由上可知，范仲淹为官谋事在先，处事周全，勇于任事，临事不乱，可谓执行力、应变力与担当精神兼具。不过，更值得后世措意的是，在《宋史·范仲淹传》中，编纂者专门写下一句深有见识的论断：北宋官员“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以身垂范，化育风气，引领官员蒿目时艰，经邦济世，这或许是范仲淹最为可贵之处。与范同期或稍晚，众多大臣受其熏染，为时政殚精竭虑。如韩琦最初任职四川，整治贪官，淘汰冗员，“活饥民百九十万”。当他由蜀地返回京师时，正值朝廷对西夏用兵，韩琦毛遂自荐，表示熟悉西北军务，与范仲淹联手“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欧阳修誉之为“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再如富弼勇于承担重任。一次辽国派使臣索要国土，形势颇为微妙。朝廷数次任命聘答官员，他们都强调情况叵测不敢前行。吕夷简推荐富弼出使。听闻此讯，欧阳修赶紧借颜真卿劝降李希烈之悲剧来劝告富弼留在京师。富弼不为所动，觐见皇帝时说：“人主忧虑臣下耻辱，臣下不敢爱惜生命贪生怕死。”后与辽国谈判时有礼有节，不辱使命，无怪乎史书称其“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
苏轼认为北宋“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作为后辈，苏轼之评价或不免略有溢美，却点出了范仲淹诸人的楷模作用。正是他们敢作敢当、以天下为己任之事功与格局，塑造了优秀官员的样板，形成“头雁效应”，彼时诸如文彦博、苏轼、司马光、范纯仁等一大批士大夫联翩而起，共同化育了良好的政治风气，从而保证久处积贫积弱局面的北宋不致遭受大的动荡。
败局先由败吏生
反观历史上那些混乱不已的危局和变局时代，官员们往往徒事空谈、坐等局势糜烂。明末东林党领袖忧心国事，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确实令人敬佩。然而更多的官员虽依附该旗号下，却终日忙于口舌之争，梁启超先生形容，“他们笔头上口角上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清军“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最终上演了一幕幕“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黑色幽默。晚清政坛同样不堪。据曾国藩的观察，“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一旦有慷慨不平之人提出质疑，官员们“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待到列强东来，形势遂一触即溃，终无可收拾。所以，政坛风气一旦变坏，还想培育大量优秀官员，真的是难上加难，几成奢望。
自我进取保风气
就改善政风，曾国藩有过独到之论，认为“一省风气全系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气为转移”，也就意味着“关键少数”要真正发挥关键作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依古衡今，我们要实现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担当领导责任和示范责任，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始终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敢闯敢干、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用自身工作实绩展现好干部所应具备的执行力、应变力、担当精神，从而形成积极向上的政治风气，引领更多的党员同志见贤思齐，由人塑风，成风化人，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