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就没有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法治化，就意味摒弃人治的思维，用法治的方式、法治的手段进行社会治理实践。
　　“一民之轨，莫若法”。自古至今，中国的历代治理者都重视运用法律的方式来移风易俗，进行社会治理。然而，由于古代法律自身的不科学性和专制体制的局限性，往往有“法”无“治”，反而“法不当必伤善类”，造成不良甚至不堪的社会效果。唐代的“断屠钓”就颇为典型，把封建社会人治化的弊病体现得最为明显。武则天因崇尚佛教而倡导不杀，故而多次颁布“断屠钓”的敕令来移风易俗，禁止所有官员百姓屠杀牛羊和钓鱼。所谓敕令，是唐律中一种重要的形式。唐律的主要形式包括律、令、格、式、敕令、习俗、比附等，其中律、令、格、式属于第一层次，敕令、习俗、比附等都是律、令、格、式的补充形式，但敕令由于来源于皇帝，故而其效力甚至超过律、令、格、式，因此对敕令的执行非常严厉。“断屠钓”的敕令推行两年之后，官民皆顾忌禁令，表面上敕令得到了圆满的执行。而此时发生了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有一朝廷命官娄世德奉使巡视陕西，地方官员招待时上了一盘羊肉。娄世德假装生气地问：“不是颁布了‘断屠钓’吗？怎么会有羊肉？”厨师非常机智地回答：“不是我们杀的，是豺狼咬死的。”娄世德不禁感慨：“豺狼可真懂事呀！”不一会儿，厨师又上来一盘鱼片。他又问：“怎么会有鱼？”厨师又答：“不是我们杀的，是豺狼咬死的。”听闻此言，娄世德想：豺狼也不大可能到水里去咬鱼，不由骂道：“蠢货！怎不说是水獭咬的！”事实上在当时，无论朝野，无不作弊在蔬菜中藏肉，由此出现种种荒诞场景。
　　个中缘由，大体有三：其一，该敕令乃武氏个人意志体现，在“朕即天下”的君主专制体制下缺乏民主意志，实为“人治化”治理；其二，该敕令确定的道德标准过高，在“宗法制”为主导的治理结构中缺乏社会基础，实为“道德化”治理；其三，该敕令倡导的“不杀生”目标源自佛教要义，在当时日常生活食物都不足的情形下缺乏客观条件，实为“宗教化”治理。因此，有此三弊病的存在，此项法律必然违背了社情民意，逼迫老百姓阳奉阴违，而“不得善终”。
　　古人云：立法以典民则祥，离法而治则不祥。大国治理，礼法正则民志定。这些说法考虑到了法律规范的刚性特征，要求以律治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基本上还属于在人治框架下的法制思维。而进入现代社会后，只有法律，而法治缺席，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就无从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既反对“人治化”，又反对“道德化”，更反对“宗教化”，本质上要求的是以人为本、规范和服务于人的“良法之治”，法治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