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气象，首先体现在唐朝面向世界的宏大胸襟与格局。鼎盛时期的唐朝，有经济、政治和外交往来的“国”有70多个。这些“国”被分成两部分，一是周边的蕃国——东亚世界，另一是“绝域”——遥远的地方。唐人的“天下”，分成了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仅指“中华”，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处的“天下”实为“中华”（唐太宗也这样定义中华）。第二个层次，包括中华和四裔（夷狄），这个“天下”的秩序通过朝贡来维系，其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日之东亚世界。第三个层次包括了“绝域”，绝域一般指遥远的西方世界，不包含东亚地区。唐朝的对外交往中，对不同层次的番邦绝域，虽然有外交往来疏密之差异，总体而言是兼容并包的，贯彻了“胡汉一家”的政治理念。
　　从天可汗谈起
　　唐朝皇帝有一个其他历朝皇帝都没有的名头——“天可汗”。这件事开始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将李靖、李勣击败东突厥。“四夷君长”（西北边疆民族首领）诣阙上书请李世民为天可汗，李世民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合适吗？”群臣及各族首领皆呼万岁。于是，唐朝天子对于西北君长的玺书，皆自称天可汗。
　　如何理解“天可汗”？
　　众所周知，十六国历史上，五胡政权，是将单于（相当于可汗）与皇帝并列的。比如，刘汉政权、石赵政权；也有称王兼称大单于的，如赫连夏氏政权。这些胡族政权，不同程度地实行“一国两制”。
　　如果认为“天可汗”只是贞观时期，慑于唐太宗的权威，而偶一为之的事件，那就错了。此后，北方游牧政权一直把唐朝天子称呼为“天可汗”。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宗初年，发生了仆固怀恩的叛乱，仆固（仆骨）是铁勒部九姓之一，其引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等部总共数十万人攻唐，代宗命郭子仪率兵抵御。回纥等大吃一惊，说：“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郭）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报之曰：“皇帝万岁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可见，即使是安史之乱之后，西北游牧民族依然认为唐朝皇帝就是天可汗，可见，唐代政权的胡汉一体性质是得到北方游牧民族认可的。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驾，“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八月，太宗下葬昭陵，“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上遣人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三年）。这一情况在唐朝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也有记载：“太宗葬九峻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臣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其官名。”
　　这十四尊刻具官名的“蕃臣像”或“蕃酋像”极具象征意义，像这样用大批蕃人形象竖立在陵墓前，此前此后的汉族王朝都不曾有过，说明了唐朝兼祧华夷的政治品格。
　　683年腊月末，唐高宗崩驾，葬于乾陵。乾陵墓前也立有诸蕃臣酋长石像六十一尊。刻雕像背后的题衔，目前多数应漫漶难识。目前知道的有如下数人：朱俱半国王斯陀勒；于阗王尉迟辙；吐火罗王子特勒羯达犍；吐火罗叶护咄伽十姓大首领盐泊都督阿史那忠节；默啜使移力贪汗达干；播仙城主何伏帝延；故大可汗聽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这些首领来自今日之新疆和中亚，即所谓西域。
　　此种情况，在汉族士人的历史书写中，可以理解成四夷宾服的荣耀；对于胡人贵族来说，则是胡汉一家的证明。唐太宗曾自豪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现在来看这句话，体会的就不仅仅是李世民的胸襟，而且是唐朝华夷一家的政治品格。这句话，让我想起崇尚“五族共和”康熙皇帝的自豪：自古皆筑长城以防夷狄，我把夷狄变成长城。
　　羁縻府州体制
　　唐代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既继承了前代的册封体制，又新创造了羁縻府州体制。
　　册封制度要求所有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番邦和绝域都必须接受唐朝的册封。唐朝通过册封域外政权首领为“可汗”“王”，确立自己的政治主导地位。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先进、政治和军事最强盛的国家，域外政权也借助唐朝册封的权威来对内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防范强邻的侵犯，同时也借以引进和吸收先进的文化。西北君长修筑“参天可汗道”，既是尊重唐朝的宗主国地位，也是为了加强和便利与唐朝的交通往来。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唐太宗进一步在周边和域外地区推行了“羁縻府州”新体制。
　　羁縻府州是指唐朝在接受其政治领导的番邦和绝域设立的州和都督府。它们不同于内地的“正州”，其都督、刺史均为各部落和蕃国的首领，诸如可汗、叶护、国王等，朝廷发给印信。其辖区不变、自主内部事务的权力和称号不变，朝廷所授予的“都督”“刺史”称号也与其首领一样世袭不改。这样，各部落首领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册封为可汗或王，另一方面又被授予国家官职都督和刺史，从而使唐朝更强有力地建立了与周边部族的宗主隶属关系。这种统领关系还体现在唐朝有边州军政长官带“押蕃落使”，负责监督和掌管外蕃事务的制度设计中，如开元末平卢节度使带“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新唐书》卷225上）。
　　因此，周边部族和域外政权对唐朝的外交往来都被纳入朝贡关系中。鸿胪寺是主管接待外蕃君长和使节朝贡的机构。凡是对唐朝有朝贡关系的部族或国家，都被发给12枚雌鱼符，上面刻有蕃国的名字。该国使节来朝，必须携带鱼符，正月来朝，带第一枚，二月带第二枚，依次类推。唐朝内部另有雄鱼符12枚，以相勘合。使者进京，有典客署安排馆舍与资粮供给。蕃国进贡给朝廷的物品，入境时州县要装箱封印送京，具名数报于鸿胪寺。寺司验收后知会少府监及市司，由他们聘请“识物人”（专家）辨别物品、是否值得奏送朝廷，并确定其价格，以便作为出售或朝廷回赠的参考。使者回蕃，皇帝赐物于朝堂，也由典客佐其受领，并教其拜谢的礼节。
　　丝路花雨
　　秉承胡汉一家的政治理念，唐朝十分重视丝绸之路在沟通中外方面的积极作用，招引胡商贾客，不遗余力。
　　丝绸之路对于汉人来说，主要是边境贸易，汉人主动出境贸易，不占主流。文献资料记载，陆上丝绸之路担当东西贸易的商人主要是胡人，中古时期主要就是粟特胡人。《北齐书·和士开传》说这位北齐宠臣是西域胡商之后。前些年出土的虞弘墓、安伽墓、康业墓等，都是在华粟特胡商或者其后裔。成书于东魏的《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记载北魏“四夷馆”前来贩货的客商：“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
　　隋唐一统，特别是唐太宗平东突厥、平高昌后，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发展。唐太宗对来自昭武九姓的使者（他们关心的大约正是贸易）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于是，“诸胡大悦”（《新唐书·西域传下》）。唐太宗的这种语气，使人觉得，他对于开通丝绸之路，保障胡汉通商，似乎有一种责任与使命。唐人文献和小说笔记里，商胡或胡商，是出现频率甚高的词汇之一。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对于贸易物品的规格和价格管理，井井有条，就是适应边境贸易的外商而订。
　　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置了管理商贸活动的“互市监”，安禄山和史思明最早在幽州做互市牙郎，就是管这项工作的。他们通“六蕃语”，与外商谈生意有优势。边贸开市，“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白孔六帖·互市》）。边境节度使热衷于边贸，是因为这是其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而这笔收入，中央政府是把它计算在边军经费开支中的。《新唐书·西域传下》说：“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地广则税倍。”
　　唐朝社会高度开放，宾贡科是专门为外国居民设立的科举考试，许多胡人在唐朝做官；唐初建国，无论从历史传统（北朝的延续），还是现实操作层面，都具有胡汉一体的印记；唐朝丝绸之路的开通，唐太宗充分考虑到胡商的需求；“天可汗”的称谓和蕃邦君长的石雕，都象征着唐天子兼祧胡汉的政治品格。总之，唐朝的开放与自信，首先是经济和社会繁荣发达的结果。其次，我们不能不看到，也是唐朝胡汉一家政治风格的自然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