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作为东亚的重要国家，均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日本借对德宣战之机，迅速抢占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并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得到认可，确保其“特殊权益”。由于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日本未能得逞。为阻止日本的过度膨胀，构建有利于美国的远东太平洋秩序，1921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确认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形成了主导远东国际关系的华盛顿体系。日本一方面在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下，在与列强的“协调”中求得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不断寻找机会突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建立由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以实现“雄飞”大陆的梦想。
　　借一战时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主要国家卷入战争，给日本带来了扩大在华利益的机会。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随即出兵山东，先后占领济南、青岛，控制了胶济铁路西段。日本占领山东后，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其核心是要巩固在“南满”的权益，铲除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列强要重新规划战后国际秩序，和平会议即将召开。日本也参加了巴黎和会，其参会的主要目的，是取得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诸岛的权益。日本认为：它要求这些权益是正当的，因为日本靠自己的武力将德国势力从山东驱逐出去，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理所当然。而中国代表则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立即归还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等要求。美、英、法等国当时正在酝酿成立国际联盟，日本代表提出：如果日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日本就不在讲和条约上签字，也不参加国际联盟。于是，为了拉住日本，英、法表示支持日本的要求，美国也担心日本不参加国际联盟而向日本让步。列强最终在山东问题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由于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日本没有取得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法理”依据，巴黎和会也没有来得及构建一战后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新秩序。
　　华盛顿体系下日本扩张在华利益
　　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大肆扩张，大力扩张军备，大有“独霸”太平洋之势。日本势力迅速膨胀，引起了列强特别是美国的不安。为阻止日本对中国的金融、政治控制，1919年5月，由美国提议组成了美日英法新四国对华借款团，迫使日本停止一战期间对华的政治借款，美国得以插足中国，与列强共同分享在华利益。一战后，美国要谋求海上优势，同时标榜国际合作，实现和平与裁军。1921年7月，美国向英、日、法、意、中五国发出非正式建议，召开六国华盛顿会议，讨论裁军和远东问题。
　　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限制军备和远东太平洋问题。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主要涉及美英日法意五国，美国提出限制海军军备，停止竞争造舰。日本要求达到美英两国的70%。但是，美英两国不让步，日本以西太平洋各岛不设防作为条件同意了这个比例，会议规定了美英日法意主力舰的比例，约定今后10年不再建造战舰。日本也考虑到以其国力尚不能与美国对抗，当务之急是充实国力而不是军备。当然，由于列强对海洋霸权的竞争，这个条约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列强间的矛盾，更不可能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大力建造辅助舰，1930年日本海军吨位数达到了规定额度的96%，英国达到82%，美国达到61%，华盛顿会议确立的美英两国吨位优势实际上荡然无存。
　　中国山东问题是华盛顿会议的焦点。在国际干涉下，日本与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将胶州旧德国租借限期交还给中国，中国赎回胶济铁路，中国付给日本5340万金马克，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做了巨大让步，收回了部分山东主权。列强为了各自的在华利益相互妥协，付出牺牲的是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
　　华盛顿会议形成的华盛顿体系否定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从而确保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确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远东太平洋新秩序。华盛顿体系是列强以牺牲中国利益而相互妥协的产物，这个体系不可能给远东带来和平。
　　日本在华盛顿体系下，暂时采取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协调”的外交方针，确保已取得的利益。但是，日本一直没有放弃对“特殊利益”的追求，认为一旦时机合适，就会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美国却凭借强大的实力做后盾，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名，保持在远东的优势地位。此后，日本与美国围绕打破还是维持华盛顿体系不断发生矛盾。
　　1924年6月，币原喜重郎任外相，提出“协调外交”政策，“尊重各国的正当权益”，在与列强“协调”中维护和扩大日本的权益。币原外交一度被日本视为“软弱外交”。其实，币原外交的目标与军部并无二致。“协调”并不是软弱，而是在“协调”中保证日本的在华利益，尤其是“满蒙”的特殊利益。其实，币原喜重郎一方面标榜“协调”外交，一方面对内积极“协调”军方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军事为后盾实现外交上的“协调”。日本在高唱“协调”外交时一直在寻求机会，“协调”中有“强硬”，要实现大陆政策的目标。
　　1927年4月，田中义一担任日本首相兼外相，提出了新的对华政策，在同情中国人“正当期望”的同时，与“列强保持协调”。田中外交依然在华盛顿体系框架内进行，但是，田中外交包含着更多的“强硬”因素。6月27日—7月7日，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对华政策的基调是“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支那本土和满蒙相区别”，将满蒙作为“日本特殊地带”采取与中国本土不同的政策，核心是满蒙的“特殊权益”。同时提出“对中国国民的希望给予同情，并与列国共同努力促其实现”，表示仍然坚持与列强的协调与信任，同时强调“满蒙尤其是东三省在国防上、国民生存上有重要利害关系”“万一发生动乱波及满蒙，导致治安混乱，侵害我特殊权益，无论其来自何方，我将采取断然措施”，表明日本虽然没有放弃“协调”口号，但是，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维护在华权益。1928年4月，日本直接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6月初，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日本加快了“独占”中国权益的步伐。
　　1929年7月，币原第二次出任日本外相，强调“增进帝国与列国的关系，政府将推进相互通商及振兴企业”。为避免列强对日本扩张的反感，币原提出暂且搁置“满蒙悬案”。在中国关税自主问题上，与列强一样表现出积极态度，1930年5月，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关税协定》。
　　发动侵华战争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1930年经济危机波及日本。经济危机导致日本社会矛盾激化，也成为日本冲破华盛顿体系束缚的契机。正如日本著名评论家尾崎秀实指出的：“经济危机导致凡尔赛体系烟消云散，经济危机破坏了外交安定的基础，所有国家都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时刻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迅速武力侵占东北。当时，欧美各国正在忙于应付危机，苏联正在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中国则处于内战之中。正如时任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所言：“如果沈阳事变是人为阴谋，这阴谋所选择的时机，真是胜算。”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的财政相当困难，尽管如此，政府却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加大军费投入，以支持关东军。日本政府认为“已经发生了没有办法”，不仅没有追究朝鲜军擅自越境的“违法”行动，还承认了既成事实，拨给“必要的”出兵经费。由此可见，在维护和扩大日本对东北侵略利益问题上，日本政府与军部的目标是一致的，政府标榜“协调”是用“隐性”和“柔软”的方法，而军部则用“激进的”“强硬的”方法来实现对东北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成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以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等国际条约向国联申诉日本的侵略行为。日本则以中国不是有组织之国民国家通告国联，否认国际条约适用于中国。1932年4月，国联派李顿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形成了《李顿报告书》。报告书“虽然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地位，但是不承认满洲国独立，认为东北是在中国主权下高度自治的特殊地域，提出在东北设立自治政府，由列强共同管理”。日本外务省则发表长篇反驳意见书做出回应，认为建立“满洲国”是将东北人民从军阀压迫下解放出来，日本使混乱的东北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日本的行动不是侵略而是解放，《李顿报告书》是不适当的。1933年2月24日，国联召开特别大会，表决《关于中日争议的报告书》。报告书承认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要求日本尽快从满铁附属地撤退。但是，日本代表态度极其蛮横，退出会场以拒绝国联的裁决。
　　3月27日，日本政府发表《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文及诏书》，称：“帝国政府认为已经没有与国联合作之余地，根据国联规约第一条第三款，帝国宣告退出国际联盟。”日本强调在满洲国问题上与国联意见完全不同，公开表示已经无法与列强继续“协调”，要独自维护东亚“和平”，要与华盛顿体系告别，与现有的国际秩序决裂。这表明列强极力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试图以共同的利害关系、以国联牵制日本的策略彻底失败。
　　日本退出国联走上国际孤立化道路，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逐渐确立了国家总体战的体制。在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同时，希特勒也开始打破凡尔赛体系，德国于1933年10月宣布退出国联。日本与德国不约而同地要在东西方打破现存的国际秩序，建立自己领导的国际新秩序。由此也看出，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几个大国分赃与妥协的产物，不可能给世界带来和平。
　　1937年7月日本在卢沟桥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12月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是中国并未屈服，日本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1938年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第二次对华声明，首次公开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日本由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发展到建设自身主导东亚新秩序的“立”的阶段。日本外相有田八郎认为，“现在东亚形势发生新变化，以事变（指卢沟桥事变）的概念原则来处理现在和今后的事情，不仅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也不能确立东亚之永久和平”，这是日本第一次公开批判九国公约、修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原则。日本推行积极的外交方针，加快建立新的国际秩序。1938年12月22日，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呼吁“日满华三国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经过日本御前会议和政府声明，明确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内容和原则，昭示着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彻底否定，在排除欧美列强的幌子下，确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新秩序。
　　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就政府的外交方针发表了讲话，他提出，“根据皇道大精神，首先确立日满华作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与过去被称为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安定圈是同样的，它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日满华是其一环”，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将大东亚新秩序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此后，“大东亚共荣圈”就成为日本建立国际新秩序、推行扩张政策的代名词。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承认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日三国相互配合在欧亚分别挑战英美等主导的国际秩序。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开始了“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进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实施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也化作泡影。
　　一战前后，日本经历了从“协调”到“强硬”外交的转变、从参与国际体系到破坏现有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一战前后日本对国际秩序“破”与“立”的过程，反映了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与利益冲突，而列强姑息日本、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的“利己”政策，更助长了日本打破国际秩序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