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军事能力，是大国崛起的一块重要力量基石。发展什么样的军事能力，怎样发展军事能力，事关国家崛起进程。近代以来的大国在军事能力发展问题上，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参考和借鉴。
　　军事能力结构是否与外部安全威胁相适应，关系到国家安危
　　大国实现崛起，首先需要足以抵御外敌入侵、应对外部安全威胁的军事能力。这就需要分析自身地缘环境、作战对手特点、军事发展趋势等，弄清所面临安全威胁状况，据此发展相应结构的军事能力。
　　近代中国在此方面有着深刻教训。从地理环境看，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国家，但由于长期以来海上威胁较小，形成了重陆轻海的思维传统，强调“塞防”，以发展陆军为主。进入近代以来，英国等海权国家的扩张和崛起，给中国带来现实威胁。然而，晚清政府由于封闭腐朽，对于海上威胁严重失察，海防力量落后匮乏，处于“有海无防”状况，导致了列强自海上频频入侵。
　　反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把建立强大的国防作为新生政权亟待解决的两件大事之一。通过深入分析国家安全威胁，尤其是朝鲜战场上与美军面对面交手，毛泽东深切认识到，与以往国内战争时期不同，新中国面临的是拥有高度现代作战能力的强大对手。在此基础上，我军采取了重点发展的原则，以机械化为中心，大力改造陆军部队，扩编增编炮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重视发展强大的空军，建立近海防御型的海军，并成功地拥有核力量。这就基于敌手、基于安全威胁，立足世情国情军情，构建起真正管用的符合机械化实际的军事能力结构，有效慑止了强敌可能对我的大规模入侵，维护了新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安全。
　　军事能力类型是否与利益拓展状况相适应，影响到国家发展
　　保障和促进国家发展，是发展军事能力的另一基本要求。这就需要依据本国利益拓展状况，决定是发展本土防御型还是外向拓展型的军事能力。
　　近代以来以地理大发现为开端，西欧等国纷纷走上海上贸易和运输、殖民掠夺的道路。与这种新的生产发展方式相适应，必须把海军这种扩张性力量作为军事能力发展的重点，对此恩格斯指出：“展现在一切海洋国家面前的殖民事业的时代，也就是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以及殖民地的贸易的时代。”为了确保海上优势，英国几个世纪以来抓住海洋主导权不放，集中有限资源发展海军经略海洋，借以控制了英吉利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等海上交通要道，掌握了北海、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制海权。在按照“两强标准”（即英国皇家海军战列舰的数量必须相当于第二和第三海军强国的总和）维持的强大皇家海军的庇护下，英国的市场准入权和海上贸易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安全保障，进而为国家技术实力的提升和工业基础的稳固创造了必要的财富。这样，近代海洋文明中的三个要素——海军、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就组成了一个“良性三角”，促进了英国的崛起，保证了英国的长期优势。
　　反观之，有些大国违背自身利益拓展状况筹划军事能力建设，阻碍了国家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虽然出现贸易扩张势头，但海外殖民地占有面积较少，海外利益拓展程度不高，需要的是一支本土防御为主、适度外向拓展的军事力量。然而，威廉二世为实现“世界帝国”梦想，宣称“德国的货物、德国的知识、德国的勤奋要漂洋过海”，大肆扩充海上实力，追求全球性军事能力。这就远远超出了德国海外利益拓展的实际需求，未能形成经济与军事的良性互动，最终不但浪费了大量资源，还影响了国家正常发展。
　　能否适时实行战略转变，发展新型军事能力，是大国应对军事新挑战的关键
　　影响军事能力的各种因素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变化之中，例如，军事技术新发展、作战对手新出现、国家利益拓展新变化、国家实力地位新提升等等。只有根据以上因素的变化，适时进行军事能力发展的调整和转变，才能应对层出不穷的军事新挑战，满足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需求。
　　历史上崛起的大国，在此方面有着一些成功经验。以军事能力结构的转变为例。英国是一个岛国，英吉利和多佛尔海峡把它与欧洲大陆分开，根据这一地缘因素，15世纪下半叶英国都铎王朝正式创立了皇家海军，从此海军成为英国应对外敌入侵的防御屏障。进入20世纪，随着飞机的出现，英吉利海峡不再是阻挡外部入侵的天堑。二战以前，英国逐渐认识到来自德国的空中威胁，决定优先发展空军。1935年空军预算仅为2750万英镑，到1939年已达到2.48亿英镑，超过了海军的经费。正是这一军事能力发展的新转向，使英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大战前几年快速提升，在战争初期顶住了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免遭了灭顶之灾。
　　再以军事能力类型的转变为例。19世纪末以前，美国主要忙于国内建设与周边拓展，与之相应地发展了以本土防御为主并辐射周边的军事能力。进入海外扩张时期，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的需求，凸显出原有军事能力的不足。罗斯福上台伊始，就说服国会通过海军建设计划，美国军事能力建设开始向辐射全球转变，并于二战后建立起一支全球性军事力量，有效支撑了其全球利益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