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自宋代政府发行纸币之后，物价上涨，纸币贬值就与纸币发行形影相随。在封建专制政权财政收支不平衡时，发行超量的纸币是掠夺民财最方便的工具。元代在初发行纸币时，重视对发行纸币的管理，纸币价值比较稳定。但不久以后，由于财政入不敷出，纸币发行管理制度逐渐遭到破坏，终于造成日益严重的物重钞轻之势。面对这种情况，元代一些管理者对防止纸币贬值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预备充足的准备金
　　国家发行纸币必须有充足的准备金，并承担兑换的责任。元代，中统钞的发行，以银为准备金，称为“钞本”。元政府对中统钞的发行则要求准备金必须与钞本相等，即达到100%，这就是“发钞若干，随降银货”“钞有多少，银本常不亏欠”。中统钞的准备金必须与钞本相等，虽然其做法不尽科学合理，未能充分接受宋人的经验，但从中也可看出，当时朝廷对发行纸币所持的审慎态度，把国家拥有100%准备金作为稳定纸币币值的重要保证。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朝廷规定，各路钞库存储的钞本即准备金，必须应持钞人的要求以银兑换交钞：“如有诸人赍元宝交钞，从便却以赴库倒换白银物货，即便依数支发，并不得停滞。每两止纳工墨钞三分外，别无剋减添搭钱数。”由此可见，中统钞发行初期，不是宋、金时代不可兑换的纸币，而是可兑换的银行券。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三月，至元钞法规定了纸币与准备金的兑换手续和比价：随路设立官库，通过官方买卖金银，兑换纸币，以稳定钞值。其比价是花银一两，入库官价抵至元宝钞二贯，出库官价抵至元宝钞二贯五分；赤金一两，入库官价抵至元宝钞二十贯，出库官价抵至元宝钞二十贯五百文。严禁私人买卖金银，违者依法将买卖的金银没收入官，并根据其买卖金银的不同数量处以不同的杖刑。
　　元政府在发行纸币初期，为了维护纸币信用，让持币者随时可以兑换到金银，规定官库必须经常开库，不得任意闭库，库中必须随时备有金银兑换。如库中一缺金银，必须迅速报告，户部及时予以调配。
　　禁止使用银钞和铜钱
　　由于“至元钞五倍于中统（钞），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钞）”，以及民间所藏前代铜钱与大元、至大铜钱通用，对中统、至元钞形成巨大冲击，使中统、至元钞大幅贬值。对此，元仁宗在至大四年（1311年）四月诏书中“住罢银钞、铜钱，使中统钞”。
　　元人胡祇遹也认为，在日常商品贸易中，纸币比铜钱便于携带，因此纸币当比铜钱更有优势。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由于铜钱其本身比纸币更具有价值，因此，如钞法经常改变，信用度不高的话，那铜钱与纸币并用，百姓往往更喜欢选择使用铜钱，从而使铜钱不断升值，而纸币不断贬值。胡祇遹在《宝钞法》中指出，必须使纸币取信于民，“以便交易而已”。
　　控制纸币的发行量
　　元初陆文圭指出，“称钞法之策三，一曰住印造”，把停止印发纸币作为防止纸币贬值的第一条措施。他说：“物以少而贵，多而贱，贱则折阅，贵则宝重，此势然也……故虑楮之轻，莫若住造，民间鲜得，市价自平；取数既多，后何以继。或虑经用之阙，则又有说矣。此印造不可不住也。”这里陆文圭以比较直观的认识，即“物以少而贵，多而贱，贱则折阅，贵则宝重”的道理，来说明要使纸币不贬值，莫若停止印发纸币，市面纸币少了，自然就会升值了。
　　之后，王恽则从钞（纸币）与钞本（准备金）的关系来阐述纸币的发行如超出其准备金，就会导致纸币的贬值，这无疑在理论上比陆文圭深刻了。王恽指出：“其无本钞数，民间既多而易得，物因湧贵而难买。”基于这种认识，王恽主张用银回笼纸钞，减少民间所持有的纸钞，纸钞自然就会升值。他说：“今谓救其虚，莫若用银收钞，大路止用得课银一二千余定，小处一二百定，民间钞俭，必须将银赴库以倒换钞货，是钞自加重，银复归于官矣。”
　　厉行节俭务农
　　元初的陆文圭、胡祇遹都有类似节俭务农以抑制纸币贬值的主张。如陆文圭在《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一文中提出“称钞法之策三”，其中“二曰节用度，三曰禁侈奢”。具体而言，陆文圭认为当时朝廷用度开支太大，是导致纸钞贬值、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必须节省朝廷用度。他还认为当时社会奢侈成风，衣食无度，也会导致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因此也必须禁奢侈。
　　胡祇遹认为，当时农业凋敝，衣食匮乏，是导致纸钞贬值、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物安得而有余哉？由是观之，五谷衣帛常苦于不足，不足则不得不贵。失胎无母之钞十已六七，加以川流海溢，泛滥四出，已苦于有余，有余则安得不贱？为今之计，可敛者钞而无法以敛，可增者农而无法以增，饥寒日用之物日益不足，权信之楮币日益有余，贵者益贵，贱者益贱，虽使桑弘羊、刘士安之徒复出，亦无以为计矣。”当时有人提出：“改印新钞，一当旧五，期年之内，旧钞自废，钞与百物适平。”胡祇遹则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政府发行纸币，最重要的是要对民众讲信用，如失去信用，以新钞一当旧钞五使用，就会导致拥有大量纸钞之家破产，拥有粟帛之家不进行交易，最终于农工、于国家都没好处。因此，他主张，要使物价下降、纸币升值，最有效的办法是：“上策莫若务农，务农则地无遗利，粟麦布帛如水火，斗米三钱，其祥自至……为农者众，布帛五谷丰足，百物之价不劳估计均平而日自减贱。不妄费赏赐，支发兼以银两粟帛，则钞价日实。”
　　胡祇遹还认为物价上涨、纸币贬值与风俗奢淫有关：“风俗奢淫于下，妄费谷帛。谷帛妄费则实用之物不足，不足则物价日增，物价增则钞日益虚。”因此，他又建议：“向之耗坏钞法之弊，如立总回易库，诸路行钱，以钞贵买诸物，买金换银，良马美女奇珍异货之贿赂贡献，今皆革去。但能节用务农，戒奢侈，去浮冗，抑游惰，只此数条，不惟实钞，一举而数得，实天下无穷之福。”
　　总之，胡祇遹通过务农增加日用之物的供给，通过节用、戒奢侈减少对贵重奢侈品的需求，从而达到降低物价、升值纸币的目标。正如他所总结的：“行钞之法，钞为子而百货为母，母子相守，内外相应，货重而钞轻则敛钞，钞重而货轻则收货，一弛一张，权以取中，母子既以信相应，钞货价平而不偏，如此则虽行之于万世而无弊。”
　　元人郑介夫对前人的母子相权论又做了新的解读：“天下之物，重者为母，轻者为子；前出者为母，后出者为子。若前后倒置、轻重失常，则法不可行矣。”他根据这一理论，指出后出至元钞以一贯相当于前出中统钞五贯，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本末倒置，所以导致至元钞法混乱，纸币贬值。因此，这种以印发新钞来解决旧钞贬值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他说：“国初以中统钞五十两为一锭者，盖则乎银锭也，以银为母，中统为子。既而银已不行，所用者惟钞而已，遂至大钞为母，小钞为子。今以至元一贯准中统五贯，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逾前，非止于大坏极弊，亦非吉兆美谶也。今物价日贵，钞价日贱，往年物值中统一钱者，今值中统一贯。如至元钞五厘与一分，买不成物，街市之间，无所用焉。久而不革，则至元一贯仅值中统一钱，物值钱而钞不值钱，将见日贱一日，而钞法愈见涩滞。此弊之一，所宜急救也。”因此，他建议印制发行比至元钞“轻”的大德新钞为“子钞”，来升值至元“母钞”：“当今救弊之策，宜增造大德新钞，与至元钞兼行。大德五贯或二贯，准作至元一贯，明以大德易中统，不过扶至元之轻，以整一时之弊，钞母既起，则物价自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