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纸币发行量
　　有关纸币发行量与价值的关系，南宋初年，四川转运使赵开就已发现，“楮多则轻”。宋宁宗时期，大臣袁燮指出，“盖楮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贱则壅，贵则通，收之则通矣”。到了南宋景定年间，宋理宗在其诏书中，进一步把物价与纸币发行量、币值这三者的关系作了精炼明晰的表述：“物贵原于楮轻，楮轻原于楮多。”换句话说，楮币发行多了，就会引起单位币值下降，单位币值下降，就会引起物价上涨。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人们不懂得，在金属货币流通必要量限度以内，兑换纸币发行的多寡不会影响它的票面额所代表的金属货币价值，只有在纸币的发行超过这个限度时，纸票的价值才会取决于流通的纸票数量，即此时才会出现“多则贱”的情况。不考虑金属货币流通必要量，简单地肯定纸币的多寡决定它的贵贱，这不符合纸币流通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南宋各种纸币的发行大都很快就超过货币流通的必要量，因此，当时人观察到的楮多导致楮贱，继而导致物贵的规律又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针对这种滥发纸币引起币值下降物价上涨的情况，较多的人还是倾向于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回笼。如袁燮主张应经常采取间断性的回笼政策，借此来调节单位币值，控制物价。他说：“其（楮币）贱耶，亟从而收之，何忧其不贵？既贵矣，日月浸久，价将复贱，则又收之。非常收也，贱而后收也。”“贱而后收”其实是亡羊补牢式被动的救济措施，并不能算作完善的纸币管理手段。完善的纸币管理方式应该是首先注意纸币的投放量，使币值保持稳定，然后再通过回笼调节，掌握主动权。如宋孝宗稳定纸币价值的主要措施不是“贱而后收”，而是着眼于限制发行量。宋孝宗清醒地认识到“会子之数不宜多”。只要纸币投放量不太大，即使会子有时偏多，采取各种措施回笼也较容易收效。宋理宗景定年间，丞相贾似道上奏言：“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更明确地认识到解决楮币发行弊端最迫切的措施是停止印制楮币，换言之，即减少或限制发行量。
　　纸币回笼
　　北宋纸币发行之初，是比较严格遵循定额发行的。自仁宗天圣初年开始，每界交子的发行额控制在126万贯以内，并且留有准备金。两宋纸币的超限额发行从徽宗朝开始，除孝宗、光宗朝还算正常外，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其趋势是有增无减，愈演愈烈，一切限制纸币发行量的主张和思想都成为空谈。在此情况下，要控制纸币在流通领域的数量，只能靠多种手段进行回笼，以缓解纸币泛滥、物价飞涨的危机。
　　一种方式是以金属货币、实物、茶盐钞引等回笼纸币。要保持纸币币值的稳定，最可靠的办法是兑现。如南宋中期，袁燮提出以铜钱收兑纸币，以减少流通中的纸币数量。他认为国家以金属货币收回纸币，是宋孝宗时回笼纸币成功的唯一经验。南宋前期，人们经常利用金属货币来回收、称提纸币，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南宋时期纸币的发行量日趋增多，铜钱的数量则因钱荒的严重而急剧减少，因此，利用金属货币回笼纸币已无异于杯水车薪。这时，一些其他回笼纸币的措施就应运而生。如这一时期“重楮”说的代表人物之一杨冠卿，根据四川发行交子的成功经验，提出措施来挽救会子之弊。他建议通过田赋、商税、禁榷品专卖都接受会子来回笼纸币。这一措施受到人们的欢迎，对缓解纸币发行量过多带来的危机起了积极的作用。
　　另一种方式是以出卖度牒和官告回收纸币。度牒是官府发给僧侣证明身份的文件，可以使持有者免交赋税或服劳役。官告是古代授官的凭证，也称告身。宋制规定官告视官职大小，用各色绫纸，盛以锦袋。在南宋，较早产生以出卖度牒、官告回笼会子的思路是在乾道三年（1167年），孝宗“诏先次给降度牒并助教帖各五百道”以收买会子。宋宁宗开禧北伐后，三界会子并行，会子发行量空前增加，会价大跌。嘉定三年（1210年）春，受命主持称提事务的刑部尚书曾焕提出了一个兑收会子的初步方案，其总共九项“名件”中，除卖官田、卖乳香套两件共约280多万贯以外，其余七项共2200多万贯是通过卖官告、度牒等得来的。这说明当时出卖官告、度牒已成为政府回笼纸币的一个重要手段。
　　还有一种方式是以旧会打折兑换新会来回收纸币。北宋末年，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其币值不断下降。原先新旧纸币除扣除“纸墨费”“靡费钱”后一比一兑换的做法难以维持。徽宗时期，规定旧币必须打折兑换新币，“每兑界，以四引而易其一”。嘉定初年，正值会子换界，政府试图通过换界使会价得到较大提升，规定嘉定四年（1211年）新发行的第十四会子每贯兑收第十一至十三界旧会二贯，即以一新兑二旧的比例兑收旧会。这一办法使会子的流通量在短时间内大为减少，对会价的回升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长期的社会效果来看，以打折的旧会兑换新会，是政府利用行政权力豪夺民间的财富，把纸币贬值的损失转嫁给老百姓承担，因而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
　　第四种是扩大纸币流通区域以“稀释”流通量。辛弃疾在分析会子贬值的原因时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见解，认为会子贬值是因为发行太多，而流通区域仅限于军队驻地和京城附近州县，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没有流通，便使会子在有限的地域内积而不泄，形成量多贬值。于是，他主张通过扩大流通区域，达到“稀释”会子在某一区域的流通量，即在某种意义上实际已减少了会子的数量，从而提高会子的价值。辛弃疾的这一想法从理论上来说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从总体来说，宋廷回笼纸币的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对纸币超限量发行引起的币值下降、物价上涨问题起了缓解的作用，有利于货币价值的稳定和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但是，宋代纸币的超限量发行不属于发行中预计不准确而造成的，而是属于为解决财政危机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其纸币投放量大大多于回笼量，大大多于流通领域所需要的货币量，因此所有回笼手段最后都回天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