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9日，汤一介先生离开了我们。他和乐黛云先生相携60多年的爱情学术生活永远地凝住在乐黛云先生的挽联中：“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随——你的小黛”。
　　汤一介和乐黛云情定南苑劳动基地的草坪上。1948年从贵州北上求学的乐黛云热情活泼、精力充沛、能歌善舞，汤一介看到洋溢着青春、希望与未来的学妹乐黛云的翩翩起舞时，深深地被乐黛云吸引了。他们在一起生活的60多年，一直延续着这样浪漫的生活氛围，汤先生聪敏安静，乐先生智慧热情。1952年，他们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汤用彤先生将这个充满革命理想的儿媳妇充分地接纳到这个大家庭中。
　　结婚后，乐先生在北大工作，汤先生在北京市委党校教书。乐先生俄语学得很好，她本来已经有到莫斯科大学留学的可能，体检时却发现孩子已经悄悄来到人间几个月了，乐先生就此改变了人生轨迹，继续在北大任教。之后因试图创办同仁刊物《当代英雄》杂志，1958年乐先生被划为极右派，遣往门头沟劳改。在门头沟的日子，乐先生没有怨天尤人，她坚持学习英语，跟当地的老大爷老大妈相处甚好，还在没有粮食给予的情况下喂大了好几头猪。下乡的日子里，困苦颇多，但乐先生总是能把自己调整到与环境相和谐的状态。汤先生一直给她写信鼓励，写的信依然为“乐黛云同志（收）”，一句“同志”，既能体味汤先生对乐先生的信任与情感，也能看出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他们坚持自己的判断。1962年底，乐先生奉命返回北大当资料员。
　　1972年底，他们在北大继续从事教学与学术工作。1981年，乐先生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引起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注意，50岁的乐先生被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邀请作为高访学者去研习比较文学，哈佛访学结束后，伯克利又邀请乐先生去做合作研究。回国后，乐先生拒绝了做现代文学博导的机会，决心建立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融入并引领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20世纪80年代，汤乐二位先生都是第一批参加以梁漱溟为主席、冯友兰为名誉院长的中国文化书院，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式的新文化”。戴锦华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记忆中，比较文学的旗帜重叠着乐先生的名字，她不仅是中国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与确立者，她也自始至今以她的学养、气度、胸襟、精神气质与人格魅力召唤着、集聚着人们对新学科、新思想、新理论与‘走向世界’的热望和实践。”当时几乎所有的学科新理论都与乐先生的介绍引进相关，杰姆逊、普安迪、史景迁等都被乐先生邀请来北大讲过学。汤乐二师参与了当时哲学与文学的国内外各种会议，还应邀去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的深圳大学办学，这也是为何比较文学学科与深圳大学渊源很深。
　　新世纪伊始乐先生又结合杰里米·里夫金所论述的“欧洲梦”，提出不一样的“中国梦”的问题，中国梦的关键在二位先生看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资源，例如“和而不同”等。对二位先生而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立身与立学的根本原则。新世纪以来，困扰汤先生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也是如何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现代化，在传统资源向现代理论资源转化的过程中，实现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传统文化现代话语的融合，以更好地理解和确认我们现在的中国文化话语。乐先生与阿尔曼多·尼兹是很好的朋友，尼兹认为比较文学是一门去殖民化的学科，认为去殖民化对曾经的殖民者欧洲非常重要，是欧洲获得新生，重新确立身份的重要一环。乐先生觉得去殖民化虽然与欧洲的意义不同，但是一样十分重要，这样才能重建文化自信，唤醒我们的文化自觉。
　　一生相携一生情，二位先生80多岁的时候我们去他们家里上课，汤先生对乐先生依然是儒雅依旧的温情。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课，汤先生进来了，乐先生问汤先生需要什么，汤先生说：“云，请把我的药给我！”每次我要接乐先生出去开会或吃饭时，汤先生都一定要跟我叮嘱说：“你一定要给我完璧归赵！”而乐先生在汤先生面前也永远是18岁的俏皮小姑娘模样。一直以来，他们去各国访学开会都会给对方买生肖玩偶，羊和兔子有个专柜，精美地陈列在那里诉说着他们的故事。汤先生说他买的少但他买的都比较贵，乐先生买的多但都比较小比较便宜。
　　汤先生离开了我们，乐先生虽然悲伤，但她一刻也没有停留，她一直关心着中国文化主体的问题，她反对完全用西方理论或者话语来总结我们的学科史道路的做法，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卡勒等美国和法国的学者都认为乐黛云是第三世界国家理论传播的代表人物的原因，因为她有着在我们国家叙述西方理论的自觉意识。此外，她还有着非常敏锐的时代意识，她很早就关注现在非常热点的媒介转换和技术问题，《跨文化对话》杂志的目录一经她修订马上少了枝蔓，突出了主题，她说我们今天要建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是以我们的文化为主体的、与其他国家文化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的共同体。愿乐先生康乐并持续导引我们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