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枬森
　　1921年11月生于四川富顺。1942—1948年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和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1950年留校任教至去世。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历史、人学、文化理论等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重要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和人学学科的开创者，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是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奖、北京大学蔡元培奖、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哲学观是关于哲学的系统理论，主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哲学的本质是什么？第二，哲学的定位。主要是哲学在精神世界、主观世界，在人类认识活动中以及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定位。第三，哲学的作用。哲学对社会发展、认识和科学、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以及面对实践活动的作用。”
　　“他强调要通过解决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来建设哲学，特别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1988年进入北大哲学系，师从黄枬森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已是接近古稀之年的老人。1991年我被留在北大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工作，此后20多年一直在他身边工作，是和他接触最多的弟子之一，经常听到他的教诲。对我来说，黄先生是导师，也是同事，更是慈父，我亲历了他晚年对推动人学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他对我的教育和影响也是终生的。
    温润如玉 待人以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20出头的我抱着对未来的憧憬、对到北大就读的渴望迈进黄先生家的门槛，他对我说，“现在是经商热，搞哲学的，这个时候读博士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你有这个志向我们就共同探讨问题”。他看着我那张太稚气、全然没有“哲学味”的脸说，“你大概和硕士生的年龄差不多，这里的博士生年龄都较大，你还是经常去找找硕士生吧，免得生活太单调”。这一席话使我全然放下了对他的敬畏心理，我心目中的导师不再是严肃、刻板的样子，而是和蔼、宽容、善解人意；这一席话既包含了他对我学业的鼓励，也饱含了他对我成长的关心。
　　黄先生对学术的严谨求实是学界有目共睹的，他待人平易宽容也是接触过他的人共同的感受。他门下有众多弟子，可我似乎是这些弟子中受钟爱最多的一个，也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一个。黄先生待人以宽不仅是在日常生活中，更在学术探索上。他从未因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而压制其他观点，他主张真正的学术争鸣，正因此他能团结各方面学术力量，主持完成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工作，这项成果获得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最高奖。他对学生的学术研究道路也同样采取了宽容的态度，鼓励探索新领域，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不会一味地要求学生沿着他的学术方向走。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对环境问题进行哲学研究。当时环境问题并没有在哲学层面上受到关注，很多学术同行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深入挖掘的题目，但是黄先生却鼓励支持我拓宽思路，探索新的领域，认为应当从哲学高度对环境问题加以研究，因为它涉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当时在国内可搜集到的学术资料非常有限，从国外搜集到的资料与国内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格又有很多不同，在学术上尚未成熟的我去研究这样一个还不成熟的理论学科自然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是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折。在那段时间里黄先生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他给了我学术研究的宽容，更给了我长辈的关爱。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导我，对我说，你还年轻，现在遇到的挫折都是暂时的，我们当年经历的挫折是要忍受十几二十年，现在与当时根本无法相比。他表示和我共同努力克服学术研究上的困难，把不成熟的东西进一步完善，争取有一个比较好的突破。看着黄先生祥和关切的神情，听着他那平静鼓励的话语，我很快就把情绪稳定下来，坚定信心进一步完善自己。后来，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不顺利时，就会想起黄先生那种宠辱不惊、淡泊超然的精神境界，就会放下心中的积郁。我从心底里敬佩他的远见卓识和人生修养。
    追求真理 永无止息
　　黄先生是一个工作没有止息的人，只要他身体能够胜任，他的事业就永无停止，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从来都是君子坦荡荡，真正体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美德。我记得按照当时的政策，1995年黄先生74岁时就离休了，但是他依然关心教研室的各项工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记得有一次期末过民主生活会，要求大家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思想状态。我们每个人都沉默良久不知从何说起，是黄先生首先打破沉寂，带头实事求是客观地总结自己一年来的身体状况、工作状况和思想状况。他还把自己写的两首诗读给大家听，作为他的思想写照。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枬森先生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致力于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黄先生是国家教委和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研究”负责人之一，参加主编、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发表《哲学的足迹》《哲学的科学之路》等论文和专著。2O02年主持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坚持、发展和创新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被称为“一总六分”（即世界观、历史观、人学、认识论、价值观、方法论）的新的原理结构，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
　　他开创和组织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始，对列宁《哲学笔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研究独树一帜，领衔编纂列宁《〈哲学笔记〉注释》，出版专著《〈哲学笔记〉和辩证法》。1980年联合国内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倡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任首届会长。先后主编了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
　　黄枬森先生是中国人学研究的首倡者之一。1996年起联合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人学学会，2002年任中国人学学会首任名誉会长。他与夏甄陶、陈志尚一起主编了《人学词典》，并主编《人学原理》，任《人学理论与历史》编委会主任，发表专题文集《人学的足迹》《人学的科学之路》等论著，提出建构人学科学理论体系的设想，探索并提出了有关人的发展的规律。
　　黄先生晚年对马克思哲学观的思考一直萦绕于心。2012年3月2日下午，第29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会议室举行，主题是《马克思哲学观与当代新问题》，邀请黄枬森先生主讲马克思哲学观。这次讲座，黄先生以91岁高龄作了两个小时的系统发言，条分缕析地给我们阐述了他长期思考的几个哲学基础问题，同时他也把自己70多年的学术经历，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的这一段学术经历仔细回顾了一下。黄先生总结道，哲学观是关于哲学的系统理论，主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哲学的本质是什么？第二，哲学的定位。主要是哲学在精神世界、主观世界，在人类认识活动中以及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定位。第三，哲学的作用。哲学对社会发展、认识和科学、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以及面对实践活动的作用。他强调要通过解决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来建设哲学，特别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次讲座黄先生做了非常充分细致的案头准备工作，我当时就感觉到他似乎在拼尽力气，在他有生之年用他的亲身经历澄清学术史实。他当时已患癌症近10年，身体健康指标均在下滑，长时间讲课几乎未喝水。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堂课，他在公开场合给我们留下了学术嘱托，这就是，要依据历史和事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和发展。
    杜鹃啼血 殷殷嘱托
　　关于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60多年来中国哲学界一直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围绕这个问题有过热烈的争论。“文革”结束后，类似的讨论再度发生，黄枬森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和学术性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有自己的思考和认识。他把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解析为两个层次，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政治性问题，另一个是一般哲学的学术性和政治性问题。他认为，目前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与之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只承认他的学术性、科学性，而否定他的政治性。人们在讨论哲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时，往往将二者割裂开来，将问题推向两个相反的极端。要么是一些学者只研究学问，而从不关心政治；要么就是哲学只为政治服务。
　　黄先生认为，在处理哲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这个问题时，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要弄清楚两方面的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能用一方否定另一方。他说：“过去受极‘左’思潮影响，人们往往过分强调政治性而否定科学性，往往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没有注意到学术性和政治性原本是应该结合起来的。学术追求真理、纠正谬误，判断的标准是‘真假’和‘是非’，探求的是客观世界内在的规律性；政治以政治目标能否实现来论成败。所以学术性和政治性两者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实现相互推动，防止片面化、极端化，因为二者不可偏废。”
　　现在的问题是，总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政治，而不是学术，不是科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为政治服务的。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着许多科学真理，比如，唯物主义就完全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不仅仅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很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赞同唯物主义，因为唯物主义是符合客观事实、符合客观规律的。
　　90多年的漫漫旅途，黄枬森先生探索真理矢志不渝，几经人生沉浮，几经大浪淘沙，他没有说过违心的话，没有做过违心的事，面对一些误解，他也淡然处之。他是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解重大学术问题的，他的观点是他长期深入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受某种政治倾向左右，这正是他在中国哲坛备受尊敬的缘由。黄枬森先生以其毕生精力在知识和信仰的交汇处始终如一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怨无悔，为后辈学人树立了崇高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