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自铎，河北人。1954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1956年—1960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习，1960年获苏联哲学副博士学位（相当博士学位）。因工作需要，1978年调入中央党校工作， 历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理论部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从事认识论、实践论、人学及现实哲学问题研究。发表论文220余篇，主编、合作著作40余本。先后当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学学会（筹）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主席（之一）等。
　　“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能够解答我们碰到的问题，能指导我们更好的实践，达到更好的改造世界的目的。”
　　“从教员的角度讲，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中国发展与建设当中的问题，给学员以启发。上课不应是空洞地谈理论，要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教学。”

　　采访者：崔老师，您好。您是1978年调入中央党校工作的，首先请您谈谈当时来党校的感受。
　　崔自铎：中央党校是我们党的最高学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就来过中央党校。那是1952年，中央党校的名字是马列学院，位置就是现在的研究生院。当时正值冬天，正巧碰上了艾思奇同志和张松如同志，他们正在党校人工湖滑冰。他们的学者风采，深入脑海。
　　最初对党校的突出印象有三点：首先，这个院子有大师，像艾思奇同志，我年轻时对他就很敬仰。其次，党校有大员，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在这里进修学习探索。最后，党校有大院，优美、恬静、宽阔。
　　我正式进入党校是1978年，那时“文革”后党校刚复校，我是第一批由中组部调过来的老师。当时我还在吉林大学哲学系做系领导。如果说来党校前，我看到的是一些表象性的东西，那么经过将近40年，对党校就有了较深的认识和体验。概括地讲，我认为党校有几个高平台。
　　第一是教学平台高。在这里上课，是要给高中级干部上课，这个教学平台非同一般，对教师教学水平有相当高的要求。第二是研究平台高。在这里进行研究工作，面对的问题难度高，对研究人员要求高。第三是咨询平台高。中央党校是给中央作决策咨询的重要阵地，对决策咨询的水平有很高的要求。第四是作风平台高。要求教员和工作人员有极其过硬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工作目标。
　　采访者：记得您曾说过您在党校度过了人生的“黄金期”，您能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里边的经历和体会吗？
　　崔自铎：对我而言，党校不是我的母校，但胜过我母校，我为她贡献了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她也给予我很多。这段时光是我人生中的“黄金期”。
　　第一，这是我学习收获最多的一个时期。在中央党校的39年，是我读书学习收获最丰厚的时期，仅从读书来看，我大约读了2000余本书，平均每年不少于50册。仅记录所读书目，就有8个本子。
　　第二，这是我工作最畅顺、教学科研成果收获最多的时期。从我带学生这个角度讲，我指导了博士、省部级研究生和硕士生总计24届，仅博士就13届，省部级研究生3届。从研究工作来说，这个时期也是我写作出成果最多的时期，发表论文著作260余篇（本）。我有一个“思想实验室”，就是对我自己提出的思想进行试验，我自己想做什么研究、有什么想法，统统记下来，先写个初步提纲。总量大概有1000多篇，我发表的仅有260多篇，大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我一生当中绝大部分论文和著作都是在党校完成的。
　　第三，这是我获得鼓励和奖励最多的一个时期。我父亲是抗日时期的革命干部，当时全家被日本人追杀，我被迫流亡。我从一个流亡儿到博士，是在来中央党校以前完成的。从博士到教授、从教授到博导、从博导到哲学家三个阶段，都是在中央党校完成的。我的著作获得省部级或省部级以上奖励大概有20多项。1991年，我被党校确定为哲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同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我被评为中央党校优秀教师，其后，又获得全国党校系统优秀教师称号。最近，我又入选“20世纪知名哲学家”。
　　采访者：在您看来，党校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与气质，这些精神与气质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崔自铎：关于党校精神，过去没有这么具体谈过，这个问题很像一个研究课题，需要下功夫研究才行，我谈谈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党校的精神与气质可以理解为党校的精气神。我们知道人要有“精气神”，那么由人组成的单位，同样也应该有“精气神”。抽象地讲，党校的精气神，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两句话——“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它们被雕刻在党校礼堂前边广场的巨石上。“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人民服务”体现着高尚的人生观和“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观。人生价值观，具体地说就是六个字，追求“真、善、美，公、信、福”。这个价值观通俗的表达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所以它是本，它是最高的价值。
　　采访者：您觉得党校的教学和科研有什么特点和规律？
　　崔自铎：我认为党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非常光荣神圣的，要做好这项工作，就必须了解这项工作的特点，我觉得有三个特点。
　　一是思想性很强，就是要求党性非常强。教学和科研起码要有“五个坚持”。第一，要非常坚定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第二，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第三，要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第四，要坚持遵守党的纪律。第五，要坚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句话，坚持党校姓党。二是现实性很强，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当前的理论问题、实际问题以及当前重大的历史问题。三是要求理论水平高。党校的科研工作应当对当今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与解答。
　　所谓党校教研规律就是党校的教研之道。掌握这些规律，对于搞好党校的教研非常重要。
　　第一就是必须坚持教书与育人的统一。党校的教研需坚持两个目标，一是提高学员的知识、智慧和能力；二是提高学员的思想道德水平。第二就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能够解答我们碰到的问题，能指导我们更好的实践，达到更好地改造世界的目的。实践之后，还要总结、提升，提出新的理论，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从学员角度来说，必须把他的实践上升到理论，他来学习就有这个任务。从教员的角度讲，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中国发展与建设当中的问题，给学员以启发。上课不应是空洞地谈理论，要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教学。第三就是坚持和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坚持，但同时必须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教研工作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但科学的理论也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所谓坚持，就是继承其科学体系，发展就是拓展和推进这一科学理论。比如，我们对市场经济理论的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例证。再比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也是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第四就是教学和研究的统一。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这是党校教研人员必须坚持的一条规律，没有深入的研究很难搞好教学，出色的教学也必须依赖潜心研究。教员必须是研究员，必须有新的研究成果，只有做一个好研究员的教员才能当好党校的教师。第五就是教学、学习、研究的统一。学员向教师学习，教师也向学员学习，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学员在学习时，不但学习而且进行研究，由此实现教学、学习和研究相结合。这是学员和教员应该共同遵守的规律。作为一个教员，既要教，也要研究和学习。向谁学习呢？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学员学习。学员也应把教、学、研结合起来，既是来学习的，也要进行一些研究，甚至也可以进入到教学这个领域。
　　采访者：您对党校青年教师的成长有什么建议和希望？
　　崔自铎：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青年教师是党校的未来和希望。对党校青年教师的期盼，我主要从治学方面谈几点看法。
　　第一，要把做人和做事统一起来。为文与做人要统一起来，两者必须紧密结合，绝不可分开，这是首要一条。人越强大，文章自然做得越精彩。我在苏联读博士时，哲学专业的多数人是拿不下博士学位的。因为哲学专业涉及的词汇和知识太多，学校制定的书目文献还没看完，时间就过去了。这里要是没有一点精神力量支撑肯定是完不成任务的。我读博士那会儿，夜里两点之前没有睡过觉，甚至留学四年，国家给我的工资我一分没要，一心一意地完成学习任务。所以，做人心理素质还得强大一点，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肯定不行。
　　第二，就是把学习与创新统一起来。学习而没有创新，是一般学习。学习且创新才是学习的高级阶段，创新应是学习的追求。
　　第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创新的源泉在实践，不从实践出发，永远不会有新东西。书里都是别人说过的话，你看得再多都是别人的。只有从生活里、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东西，那才是自己的，所以，要到实践中去求新。
　　第四，言行统一。不做两面人，说一套做一套，只明白理论但不去实践那也是“单面人”。我有一篇文章，提出了“两面人”的观点，这里“两面人”指那些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做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人。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
　　第五，实干和巧干相统一，即勤学与巧学相统一。学习要找学习规律，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追求事半功倍效果。没有实干就没有基础，没有巧干就很难有飞跃。
　　未来属于青年，祖国的未来也属于青年，人民的希望也寄托在青年身上，这个担子十分重，而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对青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对青年的希望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践行它。这个价值观包含六方面内容：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追求公、追求新、追求福。这是人生的导航线，有了这个导航线，你就会沿着正道往前奔，奔到人生的顶峰去。人活一辈子总应该为真理做一些事情，为善做一些事情，为美做一些事情。为公就是人民至上、集体至上、群众至上，其实人民之中就包含了我们自己，当我们为人民的幸福奔波时，我们自己也得到了幸福，这是统一的。追求新就是要创新，要为创新作一些贡献。福就是幸福。这个幸福不仅是个人的，还是全体人民的幸福。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有了这个价值观，你的人生中也许会有些起伏和波折，但方向是不会错的。
　　采访者：请您分享一下您的治学体会。
　　崔自铎：我从一个流亡儿成长为博士、教授、博导、哲学家，能有今天的成就，没有党的培养、教育，没有人民的养育，没有党校的平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也深知学术道路异常艰辛，需要无限的付出。具体说到治学，我想谈三点。
　　第一，要有学术追求。我的追求：一是希望对哲学有所创新，二是对人民有所贡献。我学术追求的路径是：在奉献中创新，在创新中奉献。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理应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对学术和文化有一些创新。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必须思考的。另外就是一定要有奉献精神，我的父亲是革命烈士，为了人民和国家的解放事业，他献出了一切，我应该传承他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学术上有重大的历史性创新，他们有两个突出的贡献，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是翻天覆地的重大贡献。我们做学术的，就应该学习他们的创新和奉献精神。
　　第二，要有学术精神。一个人是要有点精气神的。“精”就是智慧。人的智慧具体表现在“三识”上，一个是知识，另一个就是见识，再一个是卓识。有了“三识”这才叫智慧。我们现在提倡创新型国家，没有智慧、没有创新不行。智慧靠什么取得，就是靠科学的世界观。“神”是指人的德，我将其概括为三个词：公心、善心、爱心。公心就是把群众和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舍得牺牲个人利益。善心就是助人，用实际行动造福社会。爱心就是爱人民、爱科学和一切美好的东西。“气”就是精神的具体表现，如朝气、勇气、志气。总之，学术精神、学术方法都需要追求做人与做事的完美统一。法国大作家莫泊桑说过，“人只要走上学术的道路上，那真是一条不寻常的路”。我体会，这是一条很艰难、很辛苦，需要牺牲精神的路。学术精神就是永不停息地追求创新和奉献的精神。
　　第三，要有学术创新。其一，通过总结实践经验进行创新。我的《思想录》都是我的人生体验，是读自然、读社会、读人生、读实践的结果，一切新思想，都是总结实践经验的结果。其二，通过学习进行创新，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超越。学习不是一个纯接收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受启发、发问、批判的过程，是一个探索、求索、创新的过程。创新就要有提问、就要有质疑。其三，通过继承进行创新。其四，通过借鉴进行创新。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比如，我在研究中，对于人的“意商”的提出，就是一个案例。德国人斯特恩在19世纪末提出来智商的概念，美国人特尔曼在20世纪初提出情商的概念。我觉得意志力在人们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太大了，这里就有一个意商的问题。关于意商的研究就是在研究国内外很多案例后总结出来的。
　　总之，创新应该成为科研人员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它，科研的生命力就终止了。
　　（访谈整理：彭劲松 苏敬装 代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