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之子公子魏击出行，途遇国师田子方，连忙下车伏拜行礼。田子方却不回礼，其虽为国师，看来也是有点傲慢的意思，当时魏击就生气了，怒而问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这一怒，其实只是暗含了意见。不过，田子方说了一段后世闻名之言，大有深意：“亦贫贱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
　　这一段话，亦可为君主与贤才关系的正解。对于君主来说，如果傲慢以待贤才，则贤才去，必失其国。对于贤才来说，如果其言君主不用，其行不合君主之意，大可以抬腿就走，也没有什么损失，甚至还会为敌国所用。田子方的回敬之语实在让人受不了，却是贤才士人的风骨，人主决不可轻贱侮慢之。魏击在其父的熏染下倒也非败类，不是回告其父此事而是顿然醒悟，再三作揖感谢指教。
　　魏文侯的选贤任能，也不是生来就擅长。如上所言，其为雄主，就在于知错能改。比如他任用西门豹的故事。当初，西门豹为邺令时，廉洁奉公，政绩显著，但很轻慢魏文侯的近侍，近侍因此相互勾结中伤他。过了一年，西门豹回去上缴赋税，汇报政绩，魏文侯反而收回了他的官印。这表明魏文侯也有偏听的毛病。
　　西门豹请求说：我过去不知道治理邺地的方法，现在我懂了，希望发还官印，让我再去治理邺地。如果治理不好，“请伏斧锧之罪”。魏文侯不忍心拒绝，又把官印交给他。西门豹因而加重搜刮百姓钱财，极力侍奉君主近侍，即所谓“重敛百姓，急事左右”。过了一年，西门豹回去上缴赋税，汇报政绩，魏文侯亲自迎接，并加礼拜。西门豹回答说：往年我为您治理邺地，而您要收回我的官印，现在我为您的近侍治理邺地，您反而要礼拜我。我无法治理邺地了。于是交还官印离去。魏文侯不接受官印说：我过去不了解您，现在了解了。希望您尽力为我治理邺地。最后没有接受西门豹的官印。
　　魏文侯这一偏听，就差点失去一大贤才。今天，又有多少领导干部如魏文侯般，都是通过身边左右的人来了解治下之人？很多人才就是这样被人歪解、中伤，无法改变领导的看法而暗自神伤。
　　在用人上，面对两个能力差不多的人选，用谁不用谁，体现的是用人价值取向。今天很多领导干部困惑于此，关键原因就在于价值标准没有明确。当年，魏文侯也面临这样的难题，其臣子李克就促其确立价值标准。李克就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
　　当时，魏文侯在魏成和翟璜两人中选一个国相，问李克选谁好。李克说：“卑不谋尊，疏不谋戚”，推说不敢妄议。再问，李克便说：“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就此五条足以判断人的高下，不必我来挑明。魏文侯便说，先生请回吧，我的国相选定了。这其实说的也是知人之道，只不过都重在平时观察。是以，古人说知人为千古难事，其实未必。
　　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李克是翟璜推荐的，出来时便遇到了他，翟璜知道文侯召他去征求对国相人选的看法。估计他内心里也会觉得李克应知恩图报而推荐他。李克说他推荐的是魏成，翟璜听了便忿然作色。发牢骚说：我推荐了吴起、西门豹、乐羊，还有你李克等，哪点比魏成差？李克说：“子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意味你推荐我，难道是为了结党营私以谋求高官显职吗？这李克真是一针见血，一下子就刺破了翟璜内心里的脓包，估计今人读来也会内心一震。
　　然后李克说了两人的差别，说魏成享有千钟俸禄，十分之九都用来结交外面的贤士，只有十分之一留作家用，所以得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英才。这三人，国君都奉为老师，而你所举荐的五人，国君都任用为臣属，仅此一点，你怎么能和魏成比呢？翟璜听了很惭愧，表示愿终身拜李克为老师。魏国之贤人也如是。不是说是贤人就都无瑕疵，而是说他们皆能知错后改，知不足而后进。
　　魏文侯之用吴起，亦显其用人思路乃是用人所长，而不求全责备。当初，吴起在鲁国任职，齐国来攻鲁国，鲁国想用吴起为大将，但其妻为齐国人，鲁国便疑忌他。于是，吴起杀妻而求将，大破齐军。有人因此在鲁国国君面前攻击吴起，吴起知道后怕治罪，又听说魏文侯贤明，便投奔他。文侯征求李克意见，李克说：吴起为人贪婪而好色，然而他的用兵之道，连齐国的名将司马穰苴也是比不上的。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大将，派他攻打秦国，连克五城。
　　战国时期，各国争相求才，对人才求全责备，因其小过而弃其大用，往往就会让人才流失。不过，各国君主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少。千百年来，亦多有如此。唯有那些用人所长、视大用而不拘其小过者，方能把各类人才网罗门下。比如公元前377年，子思向卫国国君推荐苟变说：他的才能足以统帅五百辆战车的军队。卫侯说：我也知道他是个将才，然而苟变做官吏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卫侯是典型的用圣贤的标准来要求人才的。
　　子思说：“夫圣人之官人（选人任官），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合抱巨木）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子思讲的道理可谓深刻，在战国这样纷争之世，正要收罗英武人才，却因为两个鸡蛋而舍弃了一员大将，这要让邻国知道，岂不大喜？卫侯尚能听其言，而鲁国国君不能用吴起，以致魏国得才，岂非愚昧？
　　可惜，山东六国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君主不多。公元前387年魏文侯一去世，太子魏击即位为魏武侯，吴起便被人设计陷害，使魏武侯对吴起产生疑忌，吴起怕有杀身之祸，便投奔楚国，楚悼王即任命吴起为国相，短短数年楚国便迅速强大，“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由此可见失一大才，为国之患；得一大才，为国之幸。
　　不过，吴起的改革触动楚国王亲贵戚、权臣显要们的利益，楚悼王于公元前381年一死，吴起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即便伏在楚悼王尸体上面，也被贵族国戚和大臣作乱而起的暴徒们乱箭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