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也就是梁启超撰写《新史学》的这一年，他三十岁，同年撰写的《三十自述》，已经清醒地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身世。
　　《新史学》一文于1902年连续在《新民丛报》上刊出，《新史学》第一部分“中国之旧史”发表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这部分基本上承袭了此前梁氏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国史叙论》的观点，使用了“中国种族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等概念，认为史学乃“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无疑，梁氏认为新史学书写的主体是“中国”。但这个中国，是国族的中国，即“民族全体”的中国，还是种族的中国，即“汉族”的中国呢？梁启超没有明说。就在《新民丛报》第1号出版后，因慈禧归政光绪成为泡影，梁启超的思想天平不断倾向反满，在国族与种族的思考之间摇摆不定，内心极度矛盾。及至《新民丛报》第11号刊载《新史学》“论正统”，梁启超又把历史书写的主体表述成了“国民”，“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到《新民丛报》第14号，梁启超《新史学》中关于历史书写主体的表述又发生了变化，在论述“历史与人种之关系”时，梁启超使用了“人种”和“种族”的概念。“人种”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梁启超纠结于国族、种族观念之下的无奈选择，此后很少使用。至于“国民”，梁启超从一开始就使用过这一概念，一直是梁启超新史学架构中的核心内容，说明梁启超讨论新史学，多变中有不变。
　　在《新民丛报》第16号中，梁启超讨论史学笔法，正式把历史书写的主体确立为“国族”，认为“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梁氏还认为“新史”的任务在于“新民”，“史也者，求有益于群治也，以此为天职为能事，问能于群治有丝毫之影响焉否也”。至此，梁启超才最终确立了以进化思想和国族观念为基础的“新史学”。这种“新史学”与“新民说”宗旨相通，新史以新民，新民以新国，以新史学培养近代新国民，构建近代新国家。梁启超的《新史学》提倡中国境内各种族相互团结，增强国家认同，并主张新史学就要书写这样的中国史，颇具前瞻性。也正因为此，《新史学》得到政治改良者的回应，迅速传播开来，“新史学”遂演变为“新史学运动”，影响至今。
　　清末壮怀激烈、热血沸腾的仁人志士在用生命挽救危亡的努力一再遭受挫折之后，便开始希望用新史学来培养新国民，建立新国家。梁启超顺应时代潮流，吸纳西方现代史学之精华，高举“史界革命”的大旗，艰难探索新史学之路。他思考新史学时之所以痛苦纠结，是因为他希望他所挚爱的“中国人”能够在新史学的影响下走向重生。这也印证了梁启超虽然思想多变，但他的爱国之心一生未变这一事实。
　　（原载2016年第12期《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