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谈调查研究》中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新的形势下，必须继续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因此，对以怎样的态度、目的、原则和方法开展调查研究应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调查研究的态度。毛泽东对其有形象的比喻，即“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习近平对其定义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既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做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就需要花时间、下力气，就要经历一个漫长甚至痛苦的过程。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正确的态度。端正的态度是做好调查研究的首要条件和基础。
　　当然，最重要的态度就是勤劳、肯吃苦，不能有懒汉思想。拿治学来说，懒汉思想则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急功近利行为。对此，有学者形象地指出，当前有一种很热门的学风，就是对真实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喜欢跟风呐喊，不花时间下工夫做真研究解真问题。他还打了一个比方，就是风闻要打井了，于是很多人都跑出来做“打井学”，从打井的意义、历史演变、需要注意的问题等，说得头头是道，至于打井前线的实际情况却知之甚少。所以，很难想象由不参与打井的人会写出来什么《打井学》！事实上，调查研究离不开到各自工作的领域进行具体调查了解的实干精神，否则，脑门子终究空空如也，始终是个门外汉。
　　再者，调查研究不能没有勇气，要不惜代价，方能有所收获。譬如，要了解地质地貌、风土人情，就要有勇气走遍山河湖泊、都市村野，不然，哪里会有《徐霞客游记》的出现？要深谙药理、救死扶伤，就要不顾安危、遍尝百草、精益求精，不然，哪里又会有《本草纲目》的流传？要了解中国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就要冒了生命危险，冲破西方世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新闻封锁，抵达陕甘宁边区，否则，又怎会有《西行漫记》的问世？由此，如果缺乏那种探索新知与真理的勇气和精神，是很难触及真领域，有所新发现的，只能看到一些表面和枝节，难深内里。何况，现实中还存有真假难辨的现象，人们极易被假象所蒙蔽。在此情况下，更需要勇气。
　　此外，调查研究还要有良知。比如，“大跃进”时期，因为浮夸风、放卫星、办公共食堂，一些地方出现了群众严重吃不饱肚子但对举办集体食堂敢怒不敢言的问题。1961年毛泽东提倡开展调查研究年，他和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亲自下乡搞调查研究，并勇于作自我批评。实际上，在此期间，各级领导干部也搞了调查研究，但那种调查研究是不查实情、不说实话的调查研究，结果导致了中央决策脱离实际，出现严重偏差，进而导致下面的卫星也越放越大。沉重的历史镜鉴人们，基本的良知不仅是调研者的基本素养，也是调研的最高标准，应当恪守笃行。
　　调查研究的目的。论及调查研究的目的，毛泽东曾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也就是“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对调查研究的目的作过界定，即“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这都是对调查研究目的的准确阐释。由此来看，可从两个维度来审视调研的目的是否明确和清楚。
　　首先，困难问题的来源与现状是否搞清楚，这是判断调查研究是否扎实的基本标准。如果调查这个环节搞不好，势必影响研究的效果，进而又影响决策的水平。我们不妨例举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其愿景在于学界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其期冀在于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国”“理论中国”，让世界知道“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切实改变理论上“有专家缺大师”“有数量缺质量”的现状。
　　其次，调查研究还有第二个环节——分析研究。只有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庖丁解牛”似的分析研究，解决问题才能游刃有余。譬如，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现实需求旺盛”，而“理论供给不足”。抓住问题的关键以后，应从两处着力化解矛盾：从理论上看，要坚定文化自信，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从实践上看，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索。
　　调查研究的原则。为了寻求事物真相得到正确结论，真正解决问题，端正的态度、明确的目的固然重要，还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必须从实际出发。
　　为什么必须从实际出发，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在《兴国调查》前言中，毛泽东早有论述：“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倘若不作调查，冥思苦想地“想办法”“打主意”，一般是很难想出什么好办法的。
　　调查研究的方法。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调查研究也需掌握正确的方法。从理论上看，既然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就具有宝贵的方法论意义。比如，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为帮助全党全军认识教条主义危害，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实际上，《反对本本主义》论述的调研方法，不仅过去给中国革命、建设以有力指导，而且现在依然是我们进行各项调研的有益指导。再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各级党委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都昭示了一条重要经验，即调查研究离不开正确的理论指导，离不开理论联系实际。只有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检验理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此外，调查研究还有一个重要法门，就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即“眼睛向下，而不是昂首望天”。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担任县委书记时，在大街上摆桌子听取群众意见，与作家贾大山秉烛夜谈肝胆相照。在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时，为闽东摆脱贫困，提倡“四下基层”，亲力亲为，都是到基层寻求“源头活水”。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前往河北阜平访贫问苦，还是多次深入河南兰考调研指导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基层，着眼于实际，到基层调查，一下到底，亲自摸情况，直接听反映”的务实之风，不仅为全党开展调查研究作出了榜样，也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事实上，唯有如此，才能多了解一些真情实况，多长一些真知灼见，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工作。
　　由上可知，调查研究必须有基本的良知和不惜代价的勇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方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正是调查研究的旨趣与使命所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