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厘清史实，还原真相，是每一个文史工作者应有的治学态度。谢武军教授到中央党校小沟坪旧址实地考察，对一些史料进行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小沟坪旧址——更多的是遗憾
　　我们到延安的时候正是五一长假期间，对中央党校旧址的寻访相当于自由行。我们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两次），探访了党校小沟坪旧址（两次）和党校二部旧址。七里铺和马家湾等处已是高楼林立，找不到当年的痕迹了。
　　小沟坪在延河西岸的一个拐沟里，与东岸的杨家岭遥遥相对。这里是中央党校在陕北的最后一处校址，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处。从1939年2月到1947年3月，中央党校在这里办学8年。在延安乃至于全陕北唯一以中央党校名义保存的革命旧址就在这里。
　　旧址由分开的两个点组成，一是“大礼堂遗址”，一是“校部旧址”。大礼堂在沟口，当年进沟的路就在礼堂南侧，顺着这条路往里走，沿途有俱乐部、大食堂、运动场、花园，还有医务室、磨坊、澡堂等公用设施。沟里的南山、北山、西山上分布着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窑洞，是师生们的宿舍。
　　如今，这一切几乎不复存在。大礼堂已经在1947年3月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毁。我们能看见的，只有它的“T”字形的地基。在这个地基外围修筑了一道高高的围墙。当年进沟的路就被这道围墙所阻断。东墙边修了一排崭新的石窑，计有一间厨房、一个餐厅、两个办公室、一个会议室。我们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女同志看门，平常不知有多少人在这个空院子里办公。
　　中央党校在小沟坪前后有三个礼堂。第一座礼堂建在沟底西山脚下。1940年9月动工，11月17日启用，由学工人员自力更生修建，没花公家一分钱。礼堂能容纳千余人，师生们在这里上课、开会，中共中央也多次在这里举行延安干部会议。不久这个小礼堂不慎失火烧毁。1941年底，为了迎接大批高中级干部到党校学习，党中央把小沟坪沟口的中央大礼堂划拨给党校。1942年2月1日的开学典礼就在这个大礼堂举行，毛泽东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第三个礼堂是对第二个礼堂的彻底改建，1943年10月动工，11月7日完工。礼堂的舞台从北头改建到南头，舞台两侧建有化妆室和灯光道具室。南墙外镌刻着毛泽东的头像和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人员进出，主要走东西两边的太平门。礼堂由文化教员袁乃康和学员彭敏设计，校务部主任牟泽衔组织施工，全校师生人人参加劳动。1943年12月1日，《解放日报》曾报道过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的消息。文中写道：“该校礼堂建筑规模宏大，可容两千人，平面为T字形，宽正面十丈，全长十三丈，总面积9150平方尺。礼堂两侧的长窗（分上下二层）高达一丈，内部开朗，光线充足，空气流通。在舞台上讲话，声浪可波及最后一排听众，且异常清晰，并有地炉设备。该礼堂在全校同志努力下，费时一百天即建筑成功。在建筑过程中，全部工程除聘用一部分技术工人外，全系自己动手。……据统计，由于自己动手，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兴筑，共节省工料费9933000元。”中共中央曾在这个礼堂举行过多次活动，比如七大闭幕后举行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在这里至少作过6次报告。
　　遗憾的是，大礼堂的简介将一、二两个礼堂混为一谈，自然，毛泽东“二一”讲演的地点也就错了；第三个礼堂的建成时间被提前了一年半，二部开学典礼的地点也跟着错了。
　　出了礼堂遗址大门，沿着围墙向北再向西，经过文化沟社区的办公楼，我们再次拐进了小沟坪沟，当年党校俱乐部、食堂、花园等等之所在已经被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中学、一个双语特色小学和一座武警的营房所占有。三面山上，草木郁郁葱葱，已经不见当年的模样了。
　　在附属中学西北侧的山坡上有一个平台，沿着平台边缘修筑了一道墙垣。院墙门外有一块石碑，上书“中共中央党校旧址”，简单地介绍了中央党校1935年11月以后的历史。可惜，其中有不少错讹之处。它将在瓦窑堡复校的时间写成中央党校成立的时间；二部和三部的地址搞反了，四部、五部的地址写错了；中央党校撤出延安的时间从1947年3月提前到1946年底。
　　此院据说是中央党校校部亦即改组前的教务处之所在。小院挺宽敞，西北边靠山有一溜11孔接石口窑洞，六孔高大新一点，五孔矮小旧一点。新窑第四孔门前挂了一块红色标牌“毛泽东休息室”，第五孔标为“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室”，第六孔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会客室”。可惜，这又错了！60年代初，长期担任教务处主任的刘芝明曾专门讲过，校部那几孔窑洞，南边第一个是他住的，第二个是张秀山住，第三个是套间，彭真住的，第四个是黄火青住的，第五个窑洞毛主席来党校时，就在那里吃饭、休息。
　　反倒是那几孔旧窑让人觉得是当年的遗物，而且正如刘芝明所言，中间有一个套间。旧窑里展出了不少中央党校的老照片，记录了当年党校师生的学习、生产、文体活动，还有党校的听课证、教务处主任张秀山的工作证（学员证）、学员的整风笔记等，十分珍贵。
　　这里有一张“中央党校学员自己动手开辟花园”的照片，刚好和我读过的史料相印证。1943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在《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纪实》一文中，曾介绍了党校利用义务劳动修建花园、体育场，节约开支、美化环境的情况。当年的俱乐部主任姚铁的回忆文章也写过这件事。他说，花园由文化教员袁乃康和学员彭敏设计，学员耿彪参与测量划线，全体学工人员以支部为单位轮流参加劳动，彭真等领导同志也不例外。只用了一周的课外时间，就把花园建成了。在花园的一角，立着一具由袁乃康设计，用粗石凿成的日晷。在修建花园的同时，还扩建了运动场，内有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单杠、双杠、木马和跳高跳远的沙坑。
　　而那张“1945年6月17日，延安各界及中共七大代表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大会”的照片，在让我们领略到追悼会庄严隆重的氛围的同时，也得以窥见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内部结构，以及它在延安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阅读史料得知，教务处窑洞的周边应该还有不少平房。1940年底，中共中央东南局七大代表团42位代表，经过13个月的艰苦行军到达延安。到达当天，党中央安排他们住在中央党校。中央党校领导怕南方来的同志住不惯窑洞，特地把教务处的平房让出来给他们住。如今平房已经没有踪影，后山上还剩下三孔破烂的土窑。
　　顺着北山脚下的山路进沟，我们在小沟坪腹部北山南坡发现了十余孔土窑。其中的三孔被一户姓任的老乡居住，换了门窗，墙上涂了白灰，地面打上了三合土。当年中央党校不少窑洞尾部都有防空洞，洞洞相连，在一定的位置还有通向后山的出口，以防窑门被炸塌时无处可逃。任老汉家三孔窑有两孔的防空洞被他堵了，但痕迹清晰可见。有一孔的防空洞还在，洞口有一人多高，两个人稍微侧身可同时进入。这足以证明这些窑确实是当年党校的旧物。这三孔窑东头有四孔烂窑，其中两孔堆放着任家的废弃物。另外两孔曾经是任家的猪圈，因为不停地往里面垫土，窑只剩下上半截，但窑顶窑壁还是当年用黄土和着麦壳抹上的，十分平整光滑。这四孔窑的防空洞都还完好。
　　在中央党校进驻之前，小沟坪曾是抗大三大队驻地，留下了够二百来人居住的土窑洞和小平房。1939年教职员工自己动手新打窑洞70余孔，建平房43间，建围墙170余丈。1942年以后教职员工又在南山、北山、西山的山前山后挖窑洞千余孔，建公用房屋20000多平方米，基本上满足了大批学员入学的需求。从校领导到那些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当年住的都是他们自己亲手挖的土窑。因而保护维修一点土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当年党校师生真实的生活，是十分必要的。可惜，除了任老汉家，当年遍布北山、西山、南山的千余孔土窑已经垮塌殆尽，曾经的藏龙卧虎之地已经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