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政党政治格局中，欧洲各国的政党体制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党组阁制闻名于世。如今，欧洲一些国家政党却身中“选举诅咒”，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斯洛伐克等国议会选举中，大党屡受挫败而四分五裂，极端主义的小党则趁机扩张，其政党政治正在迈向艰难的试探性谈判的政治停滞和政策摇摆期。这一现象出现的首要原因是欧洲的经济问题和移民政策屡失民心，财政困境与政治不稳定形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恶性循环。另外，在欧盟新成员国中，由于受政治转型中政治不稳定，政党力量分散等因素的影响，选民往往也不完全按照经济成就来对政党进行投票。此外，下列因素也不容忽视。

文化认同差异导致对现有政党认同不足
　　美国政治文化学家英格尔哈特认为，欧洲选民的政治偏好已经呈现从老一代人的“物质主义”向新一代展现个性的“后物质主义”的整体转变，文化认同差异的价值观变化将主导欧洲政党的投票行为。
　　在阶级冲突与经济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传统政党的沉浮与其执政绩效密切相关。但是随着西方社会的逐步发展，以文化和生活质量问题为基础的新一代选民的认同坐标轴已经形成。现有的政党还未能完全适应这一变化，当代欧洲各国的政党结构也未能与时俱进地充分反映出当代最紧迫的问题。因而，那些战后出生的人认同现有政党的动力不足。而且，在后现代展现个性的多元文化中，对权威的尊重天然地减少，更加强调自我感受和价值多元，这与日趋精英化、专业化的政党产生了很强的张力。
　　现代社会也是信息社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多元传播技术被广泛应用，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是即时信息的接受者，这就打破了以前政党和领袖垄断信息、霸占媒体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网络的民意空间在信息传递、信息分享和舆论营造方面甚至比传统精英主导的舆论体系传播更加迅捷、影响更为广泛。在地方选举中击败德国基民盟的德国选择党在竞选中就不断发起对传统媒体的攻击，甚至公开宣称媒体和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狼狈为奸，“出卖德国利益”。其义正严辞，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利用新媒体和网络媒体为自己造势。

选民对政党政治总体不信任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欧洲政党政治的发展史，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欧洲学术界就在大量地讨论“民主赤字”和“政党衰落”问题。我们发现，当代欧洲政党在近几十年里丧失了很多功能：国家与社会的交流是通过大众媒体，而非政党的刊物；社会与国家的交流是通过民意测验甚至全民公决，而非政党集会；政治社会化绝大多数是在国家的教育体制中进行，而非在政党的暑期学校或青年俱乐部中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日益被利益集团、政策小组、智囊团或者专门调查委员会来控制；新社会运动和网络民主蓬勃发展，而政党自身的党员人数却日益下降，公众对政党的信任程度下降。这实际上不是对某个政党认同的危机，而是对政党政治的总体不信任。
　　这种政党政治危机的原因，从政党功能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功能的转换：政党以原来的利益代表为主转向控制政府为主，即政党越来越脱离社会而融入国家。西方学者卡茨指出，“现在的政党已经不仅仅是沟通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而是被国家吸收……变成了半国家的机构”。为此，他提出警告：这种情况可能阻碍或限制社会对政府和国家做出反馈，最终导致国家因内部压力过大而崩溃，或者导致各种反对意见聚集起来，直到找到一个可怕的宣泄口。
　　从更深层次的政党与民主的关系来看，如果我们把政党政治看成是半直接民主的产物，那么当前政党认同的危机就是现代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风起云涌、价值观念的丰富多彩、网络民主的直接参与这三种因素综合作用对政党政治所形成的根本性挑战。法国学者贝尔通西尼认为，“在国家和欧洲遭遇认同危机期间，传统政党未能让民众对它们产生新的认同。”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教授斯特凡诺·巴尔托利尼等对政党政治的危机更为悲观，他们虽然认为欧洲政党还没有走到被其它民主工具替代的境地，但如果不能审慎处理利益代表与控制政府的关系，政党政治的衰落必将不可避免，“即使没有替代性选择，也不能保证政党未来的成功，甚至生存。政党可能会沦为一种标签，仅仅反映了独立程度不同的政治企业家之间派系的庇护性竞争，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试图使用一些方式和资源以获得选民的支持，而这些方式和资源是政党所不能得到和控制的。”
　　当前欧洲的政党政治再次演绎了这种民主转型中传统政党政治走向衰落的内在逻辑。而政党如何走出困境，其不仅要关注本国的短期经济绩效问题，更要关注普遍的政党认同不足问题。在后现代社会，如果政党能够更加审慎地对待利益代表问题，更加重视文化认同问题，更加灵活巧妙地运用新媒体工具，或许这些问题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