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舆论传播中主要有三种话语体系：政治型话语、学术型话语和社会型话语。政治型话语是以主流意识形态语言为主要工具和表达手段，学术型话语是以符合学术规范的语言和理论建构为手段和工具，社会型话语则以符合社会大众思维和表达方式的语言为手段和工具。这三种话语体系事实上相应地对应着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或受众：政治型话语是以处于上层建筑层面的广大官员为主要听众，学术型话语以知识分子为主要信息接收者，而社会型话语则面向普通的市民社会。
　　当前舆论传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话语体系类型混杂，缺乏清晰的边界，无法做到真正相互贯通和话语融合。此类问题在每年的两会期间表现得非常突出。针对同一问题，不同的话语体系各说各的，角度、出发点各不相同，解决问题的途径也有很大差异甚至在价值观层面出现冲突，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沟通犹如“聋子之间的对话”。
　　比如关于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政治型话语表述为，“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学术型话语则倾向于认为，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发展在新的阶段出现的一般性特征，即旧有的比较优势逐渐消解而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比如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低成本，即依靠所谓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来推动经济粗放式增长。当出现人口红利式微和资源瓶颈约束后，单靠投资、出口和第二产业的发展来拉动经济已经是步履维艰。对于市民社会而言，所谓的经济新常态，最切身的感受是失业和相对工资的下滑，还有结构性的房地产市场泡沫。
　　针对经济新常态，如何能够在三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中清晰地显现出共性来，并由此共性出发，提出更为清晰明确的财政货币政策措施，能够统一思想，并得到充分的学理支撑，以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的形式广而告之，对于贯彻中央决定，形成社会共识合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针对同一问题，话语体系异质性程度过高，很可能会造成公众理解的错位，甚至社会情感乃至共识的撕裂。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其广泛的代表性自然说明包括了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也正是代表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很容易形成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同一议题的理解上的多层次性。对于2016年的两会来说，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肯定是其中的重大议题。特别是关涉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更是代表们议论的话题。然而话语体系的“割据”和缺乏沟通，会对重大议题的讨论产生相当的干扰，进而对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态度都会形成负面影响。
　　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问题。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不同的话语体系有不同的阐释和陈述。北京某房产商在路边的广告已经打出了“去库存”的口号，将价格醒目地写在广告牌上，以示在中央“去库存”号召下做出的积极响应。如果普通市民看到此类广告，肯定不明就里，不清楚“去库存”和自己住房的改善有何联系，和房价的高低有何联系。这是明显的话语体系的混乱造成的理解上的模糊不清。
　　话语体系的存在是一种必然，因为不同话语体系的受众不同。但在传播过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没有随受众的变化而调整和转换话语体系，缺乏话语体系之间的适度融合。另一个问题是，话语体系自身存在模糊不清。比如，在学术研究中，严格的学术范式不够，存在意识形态的话语充斥学术研究期刊；在以政治家和决策者为主要受众的传播过程中，政治型话语清晰度不够，针对性不强；而在面向大众的传播过程中，缺乏将政治型和学术型话语顺利转换为社会型话语的能力。如此，在舆论传播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信号失真和信息损失，造成信息不对称，影响最终的决策和政策执行效果。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根据受众类型对话语体系进行相应的转换，这既需要受众自身素质的不断提升，也是对话语体系使用主体的高标准要求。
　　总之，打通舆论传播话语体系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重大课题。（2016年第8期《中国新闻周刊》杨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