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龙笔翰生辉妙处难与君说
——中央党校校园内楹联续解之三
赵腊平 字数:
《 学习时报 》( 2016年03月14日 第 A12 版 )
在中央党校第一餐厅东门,有著名书法家郑诵先手书的另一幅楹联:
“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
这幅楹联出自李白诗《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这首诗是李白在被贬去夜郎(今贵州桐梓)的路上,听闻自己已被赦免,高兴之下写下的即兴之作。
史载,至德三年(758年),五十八岁的李白因参加永王东巡而被判罪流放。乾元二年(759年)三月,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下令“流罪以下一切放免”,此时,李白已在船上待了15个月。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他终于获得了自由。这对于李白来说太意外了。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写下这首有名的《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
李白认为自己又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于是产生了很多的幻想,期待皇上能再次重用他。因此,他在《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写道:“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可见,中央党校第一餐厅东门的楹联“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正是引用了这其中的两句。
“七泽”:相传古时楚有七处沼泽。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说:“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后以“七泽”泛称楚地诸湖泊,一说“七泽”在湖北。
“三湘”:湖南有“三湘四水”之称。前人习惯于把湘水流域分为南北两大地区,以湖南省南部、湘水上游“潇水”流过的地区为“潇湘”,以衡阳以下,“蒸水”所注的湖南省北部为“蒸湘”,再加上代表湖南西部沅、澧二水流域的“沅湘”,便有了“三湘”之称。“四水”则指湘、资、沅、澧四水。
诗作的大意是:我困在被流放去夜郎的船上,已经有很久没写过诗歌了,时间一长,琉璃砚中的墨水都干枯了。如今在巫山阳获悉皇上大赦了我,我那生花的妙笔仿佛又恢复了青春,宛如蛟龙一样生气勃勃……我真想咆哮几声,让咆哮的声音响彻云霄,飘扬在楚天的七大湖泽;我真想大声歌吟,让歌声回荡在三湘四水。
众所周知,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他的诗内容博大充实,笔势挺拔雄俊,骨气刚劲有力,感情热烈激扬,无不给人以豪爽淋漓、雄迈大气、超绝世俗之感。在这首《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中,李白以陷狱改判长流夜郎因心情凄苦未能写长句而抱恨不已。而当赦放巫山之阳,他又诗兴大作,“琉璃砚水长枯槁”的昔日大可不能与“蛟龙笔翰生辉光”的今日相比了。他希冀着“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的大好时机到来,也想借“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来表达他“高歌取醉欲自慰”之后,欲要“起舞落日争光辉”、大干一场的壮志豪情。也正是这种绝世的天才,展现了他排空驭气、奔腾不羁、泣神惊鬼的生命长度。
匾额为“爱惜分明”,出自续范亭《延安五老》诗:“爱憎分明是本色,疾恶如仇不宽恕。”形容爱和恨的立场和态度十分鲜明,体现了个人或组织及团队的立场、观点与人生追求。
这首楹联和匾额的启迪在于:一个人要干一番大事业,要为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就要站稳立场,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同时,一个人的一生中,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中,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因此要始终不渝地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要受得了挫折,经得起磨难,“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身居要职,就要牢记宗旨,一心为民;作为一般百姓,则要遵纪守法,为国分忧,勤俭持家。
“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
楹联位于中央党校水中亭南,书者为著名书法家王冬龄。
此联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七言律诗《寄殷协律》。全诗为:“五岁优游同过日,一朝消散似浮云。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几度听鸡歌白日,亦曾骑马咏红裙。吴娘暮雨萧萧曲,自别江南更不闻。”
这是白居易因怀念其江南旧游,即一位女琴师而写的一首诗。通过对过去与友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的回忆与现在作者不堪的境况进行对比,深刻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深深怀念之情和自己现今的孤寂之感。往事如昨,境迁人非,思念之情,跃然纸上,堪称佳作。
这其中,“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的意思是说,自从同自己如影随形一起游玩的朋友们分别之后,他们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飘散得无影无踪,再难相聚。那些弹琴作诗饮酒的同伴也都离我而去了,当雪花飘落下来,当月亮挂上天空,当花儿正开的时候,想与你一起分享这些美景。那个时候,一个人面对这一切,我最怀念的人就是你了。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他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等。
那么,白居易为什么会那么长久地想念一个弹琴的江南女乐师呢?这应该与他喜欢音乐并有很高的音乐造诣有关。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诗歌和音乐,自古以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因为如此,古代诗人写的诗歌具有音乐般的韵律美,而且喜欢以音乐为题材,或者在诗词歌赋中间以音乐美的描写。但音乐本是无形之物,很难用语言文字直接描绘,故宋代著名词人张孝祥说,“悠然兴会,妙处难与君说。”
但在长篇乐府诗《琵琶行》中,诗人白居易将复杂多变的琵琶声描绘得层次丰富,音色分明,成功地再现了琵琶演奏的精彩片断:“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事实上,在《琵琶行》里,白居易不仅倾诉了“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之苦,也透露了自己“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的音乐天赋。据有关行家考证,白居易不仅仅是喜欢音乐,懂得音乐,而且对音乐的确很有研究,是真正的行家里手。他会弹琴,会弹筝,还有一副天生的好歌喉,唱起歌来,歌声嘹亮,感情深切。他“常与七弦为友”,“自我陶醉”。他认为音乐应为时政服务,“如知乐与时政通”,还主张“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正是因为白居易具有高深的音乐修养和驾驭语言艺术的厚实功力,他才能如此生动地将琵琶女的演奏过程描绘出来,并且听出其中的心声。
由此也不难理解,白居易和琵琶女之间的默契,在于两个人将各自的人生转折与不幸遭遇,通过音乐得到了交流和渲泄,也得到情感上的强烈共鸣。正是音乐,把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人联系在了一起,成了无须言谈的知音。而这,也许正是白居易对那位江南女琴师念念不忘的原因吧。
另据记载,自从1950年以后,毛泽东在闲暇之际,挥毫作字,手书古代诗词。从传世的墨迹来看,老人家就曾手书白居易的《寄殷协律》,且似为1955年以前所写。可见这首诗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有行家评论:毛泽东手书的《寄殷协律》跳宕性情,柳暗花明。章法气韵均佳。“五岁优游”,首字有力有韵,“抛”字动感特别,似急旋掷球,力在形外。后三行,露锋较多,显得飘游浮动。而这个时期,正是老人家书风成熟,走向巅峰的时期。所以,这些书作,艺术性极强,是他一生书法艺术的精品。
有意思的是,白居易的诗不仅仅在国内广为传诵,在东瀛日本也颇受欢迎。据专家研究,平安时代是日本文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吸收中国汉文化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日本对中国汉文化的吸收奠定了日本平安文学蓬勃发展的基石。当时的吸收涉及了许多的领域,这其中汉诗的传入是决不可忽视的一项,而白居易所做的诗歌的传入量更是个中翘楚。
1968年,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讲演中,就曾引用了白居易“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这两句唐诗,来形容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并用其中的“雪月花”三个字来概括日本文化中人与自然万物交互感念、密切交流的“物哀”传统。如今,“雪月花”已成为日本的惯用语之一,泛指自然界所有的美丽景物。
悬挂于中央党校水中亭南的这幅楹联,其上还挂有一方“妙造自然”的匾额。这“妙造自然”四个字很是了得!它出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妙造自然,伊谁与裁。”意谓艺术追求自然而然,又看不到人工痕迹。李苦禅也说,“会须意兴所至,信手挥洒,心纸无间,笔墨契合,才情风发,妙造自然。”
“妙造自然”是中国美学关于艺术与自然审美关系的一个传统命题。它以“天人合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心物交融的独特视野看待艺术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强调只有直面自然时,才可以自然地领略到自然的生命,领略到人类“妙造自然”的风韵。因此蕴涵着丰富的美学意蕴,具有普遍的艺术创造原理的意义,堪称中国艺术理论的精髓。
(作者系中国矿业报社副社长、副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