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研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既广泛又深刻，我们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计算机、卫星通信、高速列车、转基因技术和克隆技术等，都是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应用。基础科学研究已成为提升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础。美、日、德、英等工业化国家为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纷纷加大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强度。为此，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路径，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内容。
　　第一，基础科学研究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按照库恩分类，欧洲近代科学有两个传统：一是古典科学，二是培根科学。以现在对科学和技术关系的认识来看，还应增加一类“技术科学”——涵盖机械和工程方面知识的科学。技术科学的源头是中世纪的技工团体。技术科学是推动西方工业革命主要的助力，而工业革命之后大工业的迅猛发展增加了对基础科学的需求，最终使得基础科学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
　　第二，由于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质，绝大部分私人组织或团体不能有效提供社会发展所需的新知识。一方面，科学研究生产的知识不仅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即任何机构或个人可以方便地使用它，还具有“自然垄断产品”的特性，即社会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如国防、健康等方面的新知识。另一方面，新知识不仅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属于“未知的未知”，难以在事前规划。相比起市场的利润刺激，新知识的产出更需要独立精神的牵引。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私人组织会排斥纯科学研究。因此，“基础科学研究按其本性基本上是非商业性的”，政府资助基础科学研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在基础科学研究资助大多由国家财政提供的情况下，政府需要考虑科学发展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政府一方面要积极促进技术、工程和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通过技术创新支撑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逐步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通过原始创新引领经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基础科学研究要在秉承好奇心和兴趣驱动、坚持自由探索的同时，从国际视野考察自身所处的科学发展阶段与科学发展规律；科学基金采取相应资助方式和组织模式，做到既能满足科学前沿探索和科学后发国家发展需要，又能满足国家经济社会重大需求。（2015年11月《中国国情国力》孟庆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