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听取和反映社会各方意见，已经逐渐成为各级决策者的共识。然而，决策者们对于公众参与还存在一些曲解，从而导致公众参与呈现出形式化、表演化和被操纵的危险。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个已经十分熟知的概念。
　　首先，正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公众参与的直接目的是为制度设计补偿民主，它是经验主义的，它要求将大众化的生活经验也带入制度设计的考量因素之中。正是因此，它自然与理性主义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对于这组矛盾，我们非但没有必要回避它，而且还应当加以正视。
　　这是因为，它一方面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公众参与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技术方案，它只是用以弥补民主缺陷众多手段中的其中一种。我们在有关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中，无需投入绝对的信任和依赖，更不能将公众参与神话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公众参与过程中“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摩擦，不仅督促设计制度的理性主义者充分说理，让秉承经验主义的参与者主动归队，而且也要创造条件让经验主义者努力倾听，接纳理性的制度安排。要让他们认识到，在公众参与发生机理中，本来就具有理性力量的存在，并不是说只要履行了公众参与程序，经验与理性之间的博弈就完全消失了，更不意味着公众参与的殿堂，就完全是老百姓的“地盘”。
　　其次，区分适用程度不等的参与形式。实践中，人们习惯于将公众参与狭隘地理解成诸如“听证会”之类的非常正式的参与形式，认为只要切切实实地举办了听证会，就算是履行了公众参与；只要老百姓参加了听证会，就是一种民主过程。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并非如此正式和单一。在美国，公众参与的首创者阿恩斯坦曾说，公众参与可以分为八种档次。不同档次，代表着不同的参与程度与参与要求，实践中也会根据不同的行政事务而选择使用。公众参与并不意味着只有“听证会”这一种类型，单纯的“公开程序”“听取意见”亦是其中之一。
　　因此，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区分适用不同的公众参与形式。实践中，这可以顺延两条主线而展开：其一，明确我们所设计的制度是不是存有较高的“技术性要求”。技术的复杂性为专家参与提供了必要性，而不是人民大众。因此，在技术复杂的公共制度面前，没有必要为了满足一些不必要的民主要求，而破坏了基本的技术准则。此时，公众参与可以以程度较低的“听取意见”的方式展开即可。譬如，药品监管、水质监管等等。其二，明确我们所设计的制度是不是存有“可接受性要求”。当一项制度设计并没有过于复杂的技术要求，它只是需要老百姓全盘接受时，公众参与就应该居于主导地位，相应地，我们应该采取更为正式的参与程序，以人民大众为主。譬如，涨价、增加税收行为等等。
　　再次，选择适用技术不同的参与平台。为什么需要满足“可接受性要求”的涨价行为，在行政机关采用了参与程度较高的“听证会”之后，仍然饱受攻击？从根本上来说，这与公众参与的技术标准存有关联。
　　技术标准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是公众参与中的表决权归属。在国外，参与者的表决权是极其珍贵的权利。首先，它必须被放置在“可接受性要求”的参与类型中，诸如“核电站”“PX项目”之类的高技术要求项目，基本免谈；其次，它还要求公众与行政机关的预期目标必须一致，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公众参与实践中，几乎不会出现由参与者行使“生杀大权”的情形。
　　技术标准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公众参与应该搭建怎样的参与平台。“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公众参与平台的运用不是任意的，它们代表的是不同的参与技术。一般来说，制度设计者可以根据“公众意见是否一致”而最终定夺。如果公众意见一致，毫无分歧，就宜采用“电话咨询”“逐一访谈”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分散的，它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公众做整体性的意见表达。相反，如果公众意见存有重大分歧，甚至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立局面，那么，应尽量采用“听证会”“座谈会”等参与方式，让每一个人在同一个平台上表达意见，通过与反对者辩论来提高制度的可接受性。（2015年第5期《群众》熊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