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正是由于历代统治者都明白可以马上争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因此，十分重视并通过考核经典掌握程度与写作才能高低来选拔任用官员，从而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政权中枢。汉武帝时“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汉武帝亲阅并拔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等为官，“汉家得贤，于此为盛”。唐朝的一介布衣马周，仅凭起草一篇奏议就平步青云，终成名相。在中国黄金时代的北宋，高官多为博学鸿儒，尽管也党争不断，却彼此都以君子自励，并不残酷摧残异己，比较文明的政治缔造了国家的空前辉煌，国富民强在世界遥遥领先。但自从宦官童贯执掌重权后，国事蜩螗，北宋急遽败亡。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范仲淹语）。童贯八面玲珑，却不是学高品粹之士。这就严重践踏和颠覆了好学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反复叮嘱的“宰相要用读书人”的原则。重视考核学习和写作才能，这引导、激励了历代社会精英“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书，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刻苦学习自然蔚为风气并且长期持续浓厚。
　　对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中国古代官员来说，写作只是他们的基本功。春秋时期甚至要求大夫要有九种文体的写作才能，即“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体现。”言语表达能力可以映照其人的智力，包括学习、记忆、思维、认识客观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批评有的人讲话“云遮雾绕，玄之又玄，其实是能力不够、水平不高，既弄不明白问题的是非对错，又怕承担责任，所以只能装腔作态，故作高深”。从政是一项极具复杂性、艰巨性的工作，没有较高的语言文字能力也即超群的学识、智慧、魄力等综合素质，必然力不从心甚至事与愿违。所以，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就是说优秀的政治家，往往同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家。
　　伟大的政治家必有非凡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必有非凡的表达。这也就是柏拉图坚称的，要么哲学家成为执政者，要么执政者成为哲学家，理想国才能出现。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给这一理论以有力的印证。他既宏图大展，又人格高尚，巨著《沉思录》流芳百世。“在二战中拯救英国和世界的铁血英雄”丘吉尔，1953年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少有这样的幸运，胡适因而感叹：“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领袖资格，是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其余那许多革命伟人，享有盛名之后便丢了书本子，学识的修养就停止了，领袖的资格也放弃了。”这就是说，领导者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品格素质、文化专业素质、组织能力素质，需要多方面长期的修炼和不断刻苦学习来提高、保持。能力靠思维来养成，而修炼思维能力最基本的途径就是结合工作勤奋学习并笔耕不辍。学习可以提升写作水平，写作必定促进学习深入。如此循环才能不断增长知识，磨练意志，巩固学习成果，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说，那些动辄依赖秘书的官员，往往是思想贫乏或思维混乱的平庸之辈；那些讲话只会照本宣科、人云亦云、枯燥无味者，往往缺乏变革意识、开拓精神或创新能力，工作中往往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
　　毛泽东因而极其重视领导干部的写作能力训练，他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并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规定，要求全党严格推行。他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可以说，重视写作使我党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辉煌胜利。在淮海战役的65天中，华东野战军的“秀才”们一共创作了40多首歌曲，后来选择7首有代表性的歌曲，配上朗诵，连成《淮海战役组歌》，并在押送56名国民党高级军官战俘赴后方时演唱，赢得了这些特殊观众的热烈掌声。他们深有感慨地说：“听了你们的歌，证明我们是必败无疑的了。你们能文能武，人才出众，战争还没结束，你们的歌已写出来，唱起来了，真叫人佩服！”
　　20世纪起，各种论战此起彼伏，雄文一出，震聋发聩，摧枯拉朽，风靡一时，于是人们对写作社会功能的重视也与日俱增。战火纷飞中，毛泽东激情澎湃地在延安礼堂纵论文艺创作，还作出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的妙喻。这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宣称“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的言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期的蒋介石也在1950年国民党的一次中常委会上，拿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无悲愤地说：“就是这么一本小小的书，把我们赶到海岛上来了。你们写得出来吗？”可谓创痛巨深、懊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