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李光耀时代”首次大选:新加坡找到自信
张学刚 字数:
《 学习时报 》( 2015年09月28日 第 A2 版 )
新加坡“后李光耀时代”首次大选尘埃落定,由李光耀一手创办的人民行动党一扫上届大选得票率仅60.1%的阴霾,一举拿下国会89个议席中的83席,总得票率达69.9%,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然而,选前不少舆论对人民行动党能否轻松赢得大选并无十足把握。但选举结果表明,与反对党漂亮的口号、激烈的言辞和热闹的竞选造势场面相比,人民行动党扎实务实的施政业绩、坦诚亲民的工作作风依然在新加坡多数民众中拥有亲和力。考虑到其较高的支持率是在多党公开选举的机制下取得,其“含金量”无疑是较高的。
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获胜,一个重要原因是始终坚持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新加坡政府一向以务实高效著称。面对选民对民生问题日益增多的诉求,政府近年来可谓全力以赴,相继推出“建国一代”福利、“终身健保”津贴、“SG50”个人所得税打五折、将最低工资提升至3300新元等多种惠民措施。在公共交通方面,政府更多地承担起了本应是运营商开展的工作,如2013年出资11亿新元购买巴士,增加巴士班次,缓解交通问题。面对民众普遍关心的住房问题,政府除加紧建设组屋(廉租房)外,近年来还力促房地产市场降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住房焦虑。移民问题是当前新加坡民众不满较多的领域。新加坡长期缺乏劳动力,导致发展后劲不足,因此政府自90年代末以来积极引入外来移民,对缓解新加坡用工荒和带动经济发展发挥作用。但凡事有利必有弊,由于引入移民较多,也带来交通拥挤、公共设施不堪重负、工作竞争压力增大、本地人心理不平衡等问题。对此,人民行动党近年来积极做出调整,适度收紧了引进外来劳工政策,适度降低引进外劳的数量配额,提高了公民与非公民的待遇差别,要求公司优先招聘本地人,并相应增加了非公民的购房税。人民行动党也劝说本地人应更加勤奋地工作,以开放的胸襟接纳外来高素质移民,得到大多数民众理解。
人民行动党获胜的另一个原因是坚持以真诚的态度与民沟通、展现诚意。2011年大选是执政党史上得票率最低的一次,民众反映较多的是政府倾听民众声音不够。近年来,政府抓紧转变作风,很多政府机关都增设了专门负责处理民众投诉、经营与民众关系的部门,政府在决策时更加注意听取民意,如采纳环保组织意见,搁置了一些大型基建项目。政府还设立了“新加坡谈话”(SG Conversation)等电视对话节目,尝试让草根组织更多地对政府施政提出建议。此外,政府更加强调以柔和、亲民的手法开展公关宣传,避免生硬地说教,如对地铁进行维修期间有意在灯箱海报上打出维修人员的姓名、联系方式并说明“我们正在加紧维修”,给民众以真诚负责的印象,更好地赢得了民众的理解。
人民行动党的获胜,还与其审时度势、善于导正国家发展方向密不可分。近年来,“街头政治”“颜色革命”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迅速传播,柬埔寨2013年大选后朝野发生激烈对抗,泰国街头示威导致军人再度控局,马来西亚近期多次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新加坡长期施行独特的“软威权”管理,遭到西方诟病。面对邻国刮起的政治风暴,新加坡能否顶住压力、站稳阵脚,外界和许多新加坡人都心存疑问。今年3月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给彷徨中的新加坡人再添忧虑。但事实证明,人民行动党不愧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利用凭吊李光耀和纪念建国50周年系列活动的契机,人民行动党选择了“哀兵策略”,不失时机地与民众展开互动,共同回顾新加坡建设成就,再次成功地维护了国家团结,凝聚了民心士气。不少民众转而对政府的“苦口婆心”多了一份理解,对新加坡的未来多了一份呵护,对执政党的真诚多了一份信任,成为人民行动党获胜的关键。
人民行动党的获胜,也与其熟谙西方选举政治、合理利用竞选规则密不可分。作为沟通东西方的桥梁,新加坡长期以来必须在东方式问政与西方式管理间寻求平衡,用李光耀的话说,新加坡既要坚持多党选举的“名”,又要确保国家团结一心的“实”,殊为不易。严酷的现实迫使人民行动党在选举操作上拥有了超乎一般政党的智慧。例如,集选区制度就是人民行动党极富特色的创举。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要求本选区必须有4—6名候选人“捆绑”参选,“集体赢才算赢”,且至少须有1人为少数族裔。这一选举制度使人才济济的人民行动党占尽选举优势,而其并不违反西方选举原则。
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后李光耀时代”的首次大选,人民行动党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取得了“开门红”。然而,人民行动党并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实际上新加坡仍面临内外诸多挑战,政府仍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一是如何在改善民生福利与保持国家竞争力方面保持平衡。近年来,受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增多、金融市场波动影响,新加坡经济发展时好时坏,传统优势流失,国际竞争压力增大,需进一步推动知识经济发展,推进地区和世界金融中心转型。新加坡政府既需解决好居民的住房、交通、医疗、养老等一系列问题,也需适度保持社会竞争压力,慎防患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病”。新加坡需继续引进外来高端人才和部分熟练工人以解决本地劳动力短缺、创新发展不足等问题,但过多引入外来移民又会导致有限的公共资源更趋紧张,甚至激化国内矛盾。
二是新加坡需积极应对国际和地区挑战,找准并发挥好自身在新一轮国际经济重组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东盟为数不多的发达经济体,新加坡需推动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整合“10 + 6”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合作,并不失时机地与中国“一带一路”及亚投行建设接轨。同时,作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创始国之一,新加坡还需避免美国主导的机制过度撕裂东盟。未来三年,新加坡还将作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协调人发挥重要作用,需谨防南海问题过度发酵而冲击东盟自身及新加坡发展。
三是妥善应对政治多元化挑战,增强政府施政透明度。新加坡民众特别是年轻选民长期以来对政府“家长式管理”“母鸡看护式施政”存有不满。未来政府如何应对网络、新媒体对社会舆论多元化的挑战,以及满足年轻选民对政治透明度的诉求,压力日益增大。
四是着力培养下一代领导团队并打赢下届选战。本届选战虽说是“后李光耀时代”首次大选,但不可否认,“李光耀光环”对执政党获胜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五年后,当“李光耀光环”逐渐退去,当年近七旬的李显龙宣布卸任总理时(他曾多次表示2020年可能退休),人民行动党或将迎来真正的严峻考验。由此看来,本届大选虽波澜不惊,但或许意味着新加坡政党角逐的真正开始。未来五年无疑将成为新加坡建立稳定、民主和理性的政治制度,确保国家“成功闯关”的关键时期。李显龙和人民行动党肩上的责任并不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