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理，如果君主希望百姓尊师重道，就必须自己率先垂范。古代圣王都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因此，“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
　　汉明帝就是一位尊师的典范。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明帝为太子时，曾向桓荣学习《尚书》，在他做皇帝后，仍以学生身份自居。汉明帝造访太常府时，以师生之礼与桓荣相见，并设几杖，召集百官和桓荣的弟子数百人一起向桓荣行弟子礼，并由他亲自执礼，带头听受老师讲学。
　　唐太宗之所以在隋末战乱后短期内就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天下太平、万国来朝，与他尊师重道并赐予皇子、诸王们学习《群书治要》密不可分；清朝“康乾盛世”的缔造，更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设立了礼请儒释道大德为“国师”、坚持讲经教学的制度相关。反之，唐朝之所以衰于唐玄宗、清朝之所以亡于慈禧太后，都是因为圣教的废弛、对师道的轻忽。
　　天子之所以应尊师重道，因为天子的职责是践行圣道，而老师的职责是传承圣道。天子唯有从师而学，才能修德明道进而平治天下。纵观中国千年历史的兴衰，可以发现：凡是尊师重道的时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现的时期；凡是轻师贱道的时期都是王朝走向衰败和灭亡的转折点。正如《荀子·大略》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在古代“天下之命，悬于太子”，能否尽早为太子选择明师教导，决定着国家的安危。这说明，国家是否有真正的后继人才，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好老师的教导。所谓“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淮南子》中记载：“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唯有身体力行圣贤教诲的君子圣贤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主体，才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重要贡献。（2015年9月7日理论网刘余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