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和一些地方党政主要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导致重大决策失误，是政府行政行为中屡见不鲜的现象。为了纠正这一痼疾，近年来很多地方在错案改正、重金属污染、环保等领域，均提到要实行主要责任人终身追责制度。
　　这种行政管理方法的创新被中央层面所吸收，写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最近，深改组审议通过《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说明终身追究制已经开始落实到环保领域。
　　单就追究时限来看，与刑事责任的追诉期一般最长不超过20年相比，行政领域追究期限以“终身”为限，似乎要严厉得多。
　　在刑事责任长长的追诉期之下，脱逃的犯罪嫌疑人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成为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之一。有些具有犯罪动机的人，想想犯罪之后即便逃脱，也会长时间过着一种不见天日的日子，于是放弃了犯罪行为。
　　这种对罪错行为的预防方式，“移用”到行政管理领域，要使之起到相应的作用，使地方党政官员依法行政，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无论何种情况下，错误决策都会被追责，这样才能发挥其震慑作用，漏网之鱼如果太多，必定助长侥幸心理，并滋生新的腐败；二是罚当其“罪”，让人心服口服，而不是公众与被问责的人都不满意，使其公正性大打折扣，并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情况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无疑，追究落马官员的决策失误责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在一个落马官员的罪状上添上决策失误的问题，与其刑事犯罪比起来，显得不值一提。
　　但如果一个曾经的党政主要官员在本地升迁了，那么在实际生活中，追究的主体就必须是比他更上一级的相关部门。而上一级相关部门有时候恰对该官员的提拔负有责任，如何化解更上一级部门在两种责任之间存在的矛盾？至于其平级部门或原来“犯事”时候那一级别的相关部门是否有胆量去追究他的决策责任，也有很大不确定因素。
　　即便这名官员异地升迁，当对其进行追责，当初决策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出于个人目的，完全有可能明里暗里阻挠相关调查。
　　这种情况，在对退休官员进行追责时，也可能遇到。此外，对在任官员的追责往往会影响其仕途，但是对退休官员来说，已经没有仕途这一重要约束条件，那么追责何以产生震慑作用？
　　有的决策失误很明显，公众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所在，但有的决策失误的责任认定却是个技术活，只有相关的专业人员才有发言权，这导致公众的监督门槛很高，也为某些有心躲避问责的官员留下了上下其手的空间。要做出让公众和被问责的官员都心悦诚服的问责依据，不是那么简单。（2015年7月6日《东方早报》任大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