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高薪”与“养廉”之间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正相关，因为贪腐成因主要来自贪欲。而如果“欲壑难填”之说不虚，那么，拿什么填满贪婪之壑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至少目前看，有很多例子证明仅仅用“高薪”单兵突进，是难以担当“养廉”之任的。
　　“高薪养廉”一词很多人说出自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职员薪水确实很高，李光耀时代以后，贪腐也确实得到有效遏制，目前也极少曝出官员贪腐丑闻。然而，所谓“新加坡高薪养廉”，却有误读了。中国一些学者赴新加坡考察发现，新加坡政府官员高薪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实行的，1994年用法律形式加以规范、约束。而在这以前，新加坡政府已通过制度约束解决了廉政问题。实施高薪政策，并不是用来“养廉”的，而是为了吸引人才。
　　不是说“高薪”对“养廉”没有作用，而是离开有效约束这个前提，任何的激励手段都未必能实现廉洁，因为权力滥用的不确定决定着廉政的不确定性。所以对“高薪养廉”，要摸索有效的制度模式，同时要警惕，某些人套用偷换概念为自己谋不正当利益。（2015年4月11日《扬子晚报》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