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9年1月30日，随着查理一世的人头落地，延宕七年之久、历经两次起伏的英国内战尘埃落定了。尽管时乖命蹇，但查理算得上一位颇具个人魅力的国王。听闻国王死讯，有一位来自英格兰中部乡绅之家、曾伴随这位不走运的君主走完人生最后20个月的38岁中年人，不由得悲从中来，热泪盈眶。他就是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1611—1677）——《大洋国》的作者、英国共和主义政治思想家。
　　作为乡村爵士家中的长子，哈林顿自小便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18岁进入牛津三一学院，师从著名学者奇灵沃斯。就当时的绅士教育而言，学院式的训练和天南海北的广泛游历同样必不可少，那是真正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哈林顿除了悉心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之外，更在20岁时漫游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怀着无比虔敬之心参觐了威尼斯与罗马。在曾孕育出伟大共和制度的罗马的断壁残垣之间，他抚今追昔，良久盘桓；而威尼斯更是成了他后来在《大洋国》里盛赞的“古代经纶之道”的现世典范。1647年，他那颇富政治才能、与其同名同姓的堂兄詹姆斯·哈林顿爵士推荐他去国王身边工作，于是，查理一世和这位新来的博学侍臣就政体问题展开了多次热烈的争论。
　　对国王本人，哈林顿不乏同情。然而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为政治学家，他冷静地缘古知今，得出了对政治的真正洞见。查理被诛之后他沉寂了七年，继续精心研究政体问题，阅读历史，思考英国内战的原因及国家发展的前景。这七年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君主制和上议院被废除了；“共和国”（Commonwealth）建立了；克伦威尔也于1653年成为权力煊赫的终身“护国公”，几乎完成了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征服。但是国内政治并没有那么清明，依然是危机暗伏、人心思动。1651年，霍布斯在巴黎出版了《利维坦》，将内战后的新政体称为“寡头政体”。哈林顿同意这个判断，对克伦威尔的独裁很不以为然，但他觉得霍布斯做的还远远不够，实则背离了古代的共和治理之道。于是，哈林顿开始写作《大洋国》，并在余生通过写作一系列政治性小册子和箴言录，为《大洋国》的政见做不懈的辩护。
　　《大洋国》的英文是Oceana，形式上很像一部政治小说或乌托邦式的社会蓝图，但哈林顿并没有一任幻想天马行空，书中含沙射影式的人物均有所实指（如以主人翁奥尔佛斯·麦加利托影射克伦威尔，以帕西尼娅暗指伊丽莎白女王等），而大洋国也不像莫尔的“乌托邦”或培根的“大西岛”那样虚无缥缈，实际上就是指脚下的不列颠。在这本书里，他实际上讲了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对于英国内战的历史解释，哈林顿认为“产权的均势或地产的比例是怎样的，国家的性质也就是怎样的”。他将古典的政体问题与土地的分配情况联系起来，君主制与一人占有绝大部分土地的情况相适应；少部分人占有优势土地则为贵族制；土地较为平均地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则可以建立共和国。都铎王朝时代，由于地产占有权由王室、贵族和教会手中转到绅士和富农手中，因此发生革命，革命后应当建立共和制。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在上述基础上，《大洋国》为当时的英国勾画出一部宪法草案，他主张地产的相对均势，建议成立有两院制议会的法治共和国，并在内部借助共和政体设计达到强盛的基础上努力开拓海外领地。
　　在《大洋国》中，哈林顿讲了一个饶有兴味的小故事，在政治思想史中颇具盛名：
　　“比方说，假如两个小姑娘共同接到一块没有分开的蛋糕，两人都应分得一份。这时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你分吧，我来选。要不然就我分你选。分法一旦定下来，问题就解决了。分者如果分得不均，自己是要吃亏的，因为另一位会把好的一块拿走。因此，她就会分得很平均，这样两人都享受了权利……卓越的哲学家争论不休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至国家的整个奥秘，竟由两位娇憨的姑娘给道破了。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和选择。”
　　哈林顿所谓“国家的整个奥秘”，其实就是人有欲望亦有理智，相应的人群有利益亦有智慧，但在处理公共问题时，往往两者不可得兼，这就需要一部分人（贵族，即智慧的代表上议院）讨论，另一部分人（平民，即民意的代表下议院）选择。当然，上述由两院完成的事情只是“决”的工作，还得有伟人的成分完成“断”的功能，“一个医生的国会决不会发现血液循环，一个诗人的国会也决不会写出维吉尔的伊尼斯（伊尼斯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19年〉的代表作史诗《伊尼特》的主人公）”。其实吾国民间早已领略个中精义，君不见乡下老农也熟知“你盛粥，我挑碗”的道理，而好友欢宴之际更能体现出“谁分酒，谁后取”的惯例。
　　《大洋国》完成了哈林顿与先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的对话，也在霍布斯在世之时完成了对其理论的有力批评。此后，哈林顿开始与同时代人论争，捍卫自己的共和理想。不过，护国公对这部书大发雷霆，咆哮“人家以刀剑打下的江山，岂能因一粒纸弹的攻击而轻言放弃？”勒令扣留书稿，不予印行。多亏此时出现了一位奇女子——护国公的爱女伊丽莎白·克莱波尔——“她极具自然地具有公主的风度，对所有人能以礼相待，并经常为不幸的人说情”，在她的帮助下，《大洋国》才得见天日，重新出版。但是，哈林顿的不幸仍在继续，1658年克伦威尔逝世后，他又写下了《立法术》《政治体系》等书，更发起成立了致力于共和事业的“罗塔俱乐部”（the Rota Club），终于在查理二世复辟后被捕，囚于伦敦塔，备受身心创伤。翌年被释后，尽管在桑榆晚年结婚成家，但晚景凄凉，于1677年的在威斯敏斯特病逝。然而在他身后，彰扬古典共和公民理想的“新哈林顿学派”在英蔚然兴起，美国的两院制和参议院轮换制实乃拜其所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因其唯物论和经济基础决定论色彩褒扬他，20世纪的剑桥共和主义史家更将其奉若至宝。在政治思想史的群星之中，哈林顿将和他的“切蛋糕”之道一同留诸长远。
　　斗转星移，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和福利国家的创制，自20世纪中期以降，保障和改善民生已成为现代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今人往往喜欢用“做蛋糕”与“分蛋糕”，作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与进行财富分配的形象譬喻。然而，“做蛋糕”与“分蛋糕”恐怕都存在一个审慎衡平的问题。“蛋糕从哪里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单凭政府之手搞起来的，而是主要依靠亿兆生民及其经济组织在市场环境下凭借智慧与勤劳做出来的；“蛋糕该怎么分？”不是“强凌弱”，也不是“众暴寡”，更不是绝对权力的“朕给你的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你不要抢”，而是由法治框范、阳光运行、制约协调机制科学有效的公权力，进行公平可持续的保障和合理有序的分配。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者实乃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现代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三个半世纪之前的哈林顿手执切刀，拈糕微笑，时时提醒我们——现代政府是在法治规约下应民意懂技艺的“分糕的”，决不是越俎代庖的“做糕的”，更不是盛气凌人的“卖糕的”（“My G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