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宋史·王安石传》说他“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叹息之余，不忘加一评语说：“介甫（王安石字）无他，但执拗耳！”宋元时期的短篇小说《拗相公》，就专为王安石而创作，说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王安石之所以得了这样一个名字，主要是他在推行“熙宁变法”过程中，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决心和勇气，竭力而为，放言无忌，得罪了很多人，那些对他有怨愤的士大夫说他固执己见，独断专行，搞一言堂。
　　王安石性格中确有固执的一面，不过说他在变法中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却与事实不符。其实，王安石在操盘改革具体举措过程中，是非常注意听取各方面和各阶层意见的，而且，其思想之超前，着眼之长远，考虑之细致，方法之科学，同时代无人能与之比肩。
　　比如，他非常重视各级官员们的意见。熙宁二年（1069年）初，宋神宗起用他为副宰相，让他牵头组织推行变法时，他即向宋神宗建议说：“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于本司陈述。”（宋代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他认为除弊兴利之事，必须集众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为了使财政改革方案做到尽善尽美，他建议向各级官员征求理财意见。在他的建议下，朝廷下发诏令，要求与财政工作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级官员臣僚，在收到诏令两个月内，将当前财政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财政工作的建议上奏朝廷。征求意见的对象甚至还包括“诸色人”，即一把手以外的其他僚属，要求他们向自己的主管领导报告，可见征求意见对象之广。
　　又比如，他非常重视基层老百姓的意见。在制定和推行免役法的过程中，为了使新法更加切合实际，合乎民意，他又向宋神宗建议说：“议助役事已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论，然后着为令。”（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意思是免役法研究了一年，目前要安排相关部门和各州县，广泛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然后立法，立法后又要再次征求老百姓的意见，最后形成政令下发，遵照执行。
　　这一形成法令的做法，把老百姓的意见当作新法推行与否的“红绿灯”，全部同意则行，一人不同意则缓行或不行，体现了王安石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士族寒门壁垒森严的帝制时代，许多帝王士大夫内心并不真正关心百姓，很多时候，“百姓”二字只是一种装饰，掩藏的是加强统治、稳坐江山或升官发财的目的。而王安石是真正具有民本思想的人，其“具体问百姓”“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论，然后着为令”等等，是民本思想的真实践行，超越时代。王安石知行合一，他怎么说，就怎么做。所以，他既惊世骇俗，又实事求是，在当官只为稻粱谋的同僚们眼里，他惊世骇俗，在老百姓眼里，他实事求是。在征求百姓意见中，他又不厌其烦，体现了他的担当精神。而且，他并非一时如此，而是一贯如此，在制定和推行其他各项新法时，几乎都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先把新法条文在各地公告，晓谕百姓，百姓无异论，然后实施。
　　最能证明王安石善于听取意见的例子，莫过于当时的监察御史里行刘挚在弹劾他的奏章中所说，“其（王安石）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宋史·刘挚传》）。说王安石在研究财政新法时，甚至把地位低微的屠者贩夫都邀请至政事堂，听取他们的意见。这足以证明，王安石变法，搞的是“群言堂”，而非“一言堂”。
　　其实，王安石的改革举措，大都是在多年基层工作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大都是在“群言堂”中向老百姓谦恭咨询、反复研讨得出的真知，他只是站得比同时代的人高，看得比同时代人远，关注的问题比同时代人更根本，所谓“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非庸常辈能理解和认同。而最为关键的是，他的改革触及了一个庞大群体的既得利益，所以树敌众多，反对的声音就显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