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经济运行实际看，通缩确实降临。一方面，宏观经济数据不乐观；另一方面，CPI指数连跌。而且，尽管中国目前货币、信贷存量巨大，但被过剩产能、无效投资以及非实体经济高回报领域大量挤占，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领域、具有流动性货币资金相对不足。同时，外汇占款减少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减弱，银行吸存能力和放贷能力下降，使货币总量呈现下降趋势。
　　从当前看，应克服三种不良倾向：一是克服麻木不仁倾向。不能被目前巨额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巨大存量表象迷惑，对通缩表现出无所谓心态。2014年末我国M2余额虽达122.84万亿元，是2007年3倍，远高于同期产出(GDP)增速，但增速放缓，且货币供应量发挥经济增长功效降低。尤其巨额贷款被许多企业盲目扩张导致大量经营失败占用，成了过剩产能和无效投资，已失去了流动性。因此，政府决策层及经济职能部门既要有危机感，又要消除无所作为思想，积极出台各种应对措施，灵活实施货币财政政策，根据当前经济走势，适时实施降准和降息政策和减免税优惠，防止货币政策调控错位和财政调控不力，发挥货币财政政策抵消通缩功效。
　　二是克服货币万能倾向。不能中扩张货币政策之邪，过分迷恋或倚重降准降息之功效。降准降息虽具有刺激工业生产反弹、缓解实体经济资金之困功效，并对巩固经济增长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宽松货币政策是把双刃剑，如果无度使用，虽会缓释通缩，但必然会带来货币贬值，加快通胀风险来临，尤其如果对商业银行资金缺乏引导和监督，大量资金流向楼市、股市及产能过剩、“三高”产业，会更增加社会资金无效流动，不仅无助于改变当前通缩局势，还使银行出现更多不良信贷资产，带来严重经济“后遗症”。因此，货币调控政策应宽松适宜，掌握好度，不宜滥用，尤其要加大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监管力度，理顺降准降息释放资金去向，让资金真正流入实体经济。
　　三是克服财政“兜底”倾向。不能把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当作抵制通缩的最后“杀手锏”，要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提高使用效益；如果通过发行国债等手段盲目扩大财政赤字，一味追求投资拉动效应，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向回报期长、见效低的基础设施项目，再走过去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投资老路，会导致投资低效症复发，只会把财政拖入困境。
　　因而，当前财政应分三步走：首先，加大精减行政审批和减税让利力度、激发中小微企业和民众创业、创新活力，扩大社会就业面，最终达到拉动社会消费增长之目的。其次，出台政策引导民间投资，打破行政体制性壁垒，将国有垄断领域全部向民资开放，通过PPP（政府与民资合作投资）模式，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减轻财政投入压力。再次，掌握好投资与消费比例，确保二者均衡，加大财政对民生保障工程如安住工程、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支出，消除民众消费后顾之忧，提高民众现实消费能力，从而扩大内需对经济拉动作用。
　　除此之外，各级政府应积极扶持外贸企业发展，出台优惠财税政策，提高外贸企业生产能力，扩大商品出口额，扭转当前贸易放缓致使创汇能力下降的不利趋势，从而提高央行基础货币乘数效应，改善货币总供给状况。（2015年2月28日《上海金融报》莫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