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顶层权力配置，关键是科学高效。军队作为最严密的社会组织，各个层级环环相扣，事关全局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必须首先改革，才能带动其他层级和领域改革。改革最终将是一个渐进的而不是革命性的过程。

　　领导管理体制是军队组织形态的核心要素。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军队领导管理体制的发展演进，始终都围绕着战争形态演变对军队组织形态的内在要求这一主线展开。

改革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
　　从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适应工业化时代背景，着眼满足机械化条件下联合作战要求进行的领导管理体制改革。这一阶段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的本质特征是，搭建起符合机械化战争形态和战斗力发展水平的领导管理体制框架结构和运行机制。美国用了近40年、历经三次大的改革，才基本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1947—1949年，以成立国防部、设立参联会主席为标志，初步搭建起了符合这一战争形态要求的领导管理体制顶层框架。1953—1958年，以取消军种作战指挥权为标志，又对这一体制进行了完善，形成了军政军令适度分离的两条链路。80年代，经过近5年的反复磨合，最终又出台《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进一步理顺了运行机制，真正构建起了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领导管理体制。此次改革，被美国政界和军界评价为“二战以来军队分水岭式的事件”。在这一阶段，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大体也以此为指向进行了改革。
　　第二阶段，是适应信息化时代背景，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满足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要求进行的领导管理体制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其本质特征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着力提高建设管理效益和作战指挥效率，实现军队转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军队，主要是在局部调整相应的建管用机构，进一步压缩管理层级，优化领导管理职能配置，但高层领导管理体制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俄罗斯在冷战后，着眼战争形态发展演变，历经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三个时期的改革，首先围绕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要求，建立军政军令分离两条链路，补上了搭建起现代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框架这一课，在此基础上，加速信息化转型。
　　从国际军事体系演变的横向上看，大体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国防部——参联会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参联会虽在指挥链上，但没有作战指挥权；另一种是国防部——总参谋部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总参谋部拥有最高作战指挥权。外军领导管理体制也围绕这两大轴心进行调整和配置。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军队领导管理体制受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影响较大，呈现出阵营主导、泾渭分明的特点。北约国家和美国盟国大都借鉴美国体制，采取国防部——参联会模式。华约国家及多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大都借鉴苏联体制，采取国防部——总参谋部模式。
　　冷战后，各国更强调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领导管理体制，呈现出安全主导、独立发展的特点。但在战争形态和战争制胜机理的驱动下，各国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改革发展，也在保持特色的基础上，出现了神似形殊的变化，曾经作为东西方分水岭的两种领导管理体制模式，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趋同性。

改革的特点
　　强化联合导向。战争形态的发展演变和制胜机理的内在规律，对“联合”提出了本质要求。凡成功的改革，大都体现了对这一规律的正确把握。美军正是基于战斗力发展水平和二战中对这一规律的深刻认识，从20世纪40年代起，始终沿着艾森豪威尔指出的“统一军队领导指挥权”的大联合方向不懈努力，历经近半个世纪，进行了3次大的改革和10余次调整，通过健全机制强化联合、理顺关系促进联合、推动立法保障联合、形成体制固化联合等举措。此后又通过改进国防部规划、计划、预算系统（即“PPBS”），强化参联会“联合需求委员会”功能，加强战略统管，促进内聚联合。俄罗斯立国23年来，历经3个阶段的改革，始终坚持联合导向不动摇，多次大胆尝试和果断纠偏，最终于2012年底建立起了服务国家战略指挥的“大总参”和能够独立履行战略方向作战任务的“大军区”联合战略司令部。
　　聚焦权力配置。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顶层权力配置，关键是科学高效。从世界主要国家军队的改革历程看，领导管理体制主要围绕四类权力配置展开。一是国家元首权力配置，核心是，通过什么途径有效实现军队建设与运用的统一领导指挥问题。二是国防部权力配置，核心是，国防部在军队建设管理和作战指挥中处于什么地位的问题，是行政权与指挥权合一的全权型，还是只管行政不管指挥的分权型。三是总参（参联会）权力配置，核心是，指挥重心是放在总参还是放在战区的问题。四是军种权力配置，核心是，军种是否退出指挥链的问题。美军从1949年围绕以上问题，搭建起领导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用了37年时间来解决这四大权力的配置问题。俄军也用了21年来解决这些问题。
　　自上而下推进。军队作为最严密的社会组织，各个层级环环相扣，事关全局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必须首先改革，才能带动其他层级和领域改革。美军前两次改革，先搭建起了顶层领导管理体制基本框架，第三次改革又进一步从机制上加以强化，此后的改革才逐步把重心向军种以下部队延伸。俄军的改革，由于叶利钦时期主要围绕裁减军队员额进行，回避了顶层领导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结果始终未能解决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改革长期徘徊不前。普京继任后，汲取前期改革的教训，2004年通过修改《国防法》，率先理顺了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才取得了重大突破，推动了后期一系列军事制度的重建。
　　借助外力突破。改革必然触及一部分群体的既得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保守势力掣肘。美军前三次在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上取得的重大突破，都是在军种阻力巨大的情况下，国会强力推进、总统鼎力支持才取得的。俄军的改革也是类似过程。俄军事理论家茨加诺克曾指出，俄军领导者在2001年之前所推行的改革，都是在军事改革旗号下为最大限度地保全军人利益所做的工作，而对于如何从国家高度规划和推动改革，事实上他们既无准备，也无愿望。普京上台后，着眼解决这些问题，依托俄联邦安全会议制定和推行军事改革政策，在外力与内力的相互作用下，俄军的改革才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注重配套保障。领导管理体制是军队的上层建筑，其改革不仅涉及作战指挥体制的宏观设计，而且关系到军种、部门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需要各项改革的系统设计、同步推进和相关法规政策配套保障。美军在推进改革时，一般都对改革方案进行数十次听证，反复征求意见，力求最大限度地维护整体利益和妥善关照好局部利益。1986年出台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进行了长达4年零241天的研究论证，对大到国防部长与参联会主席的关系，细到军官成长路径、联合岗位数量等都进行了详细规范，确保了各项改革措施的配套耦合。俄军也越来越重视改革的配套保障问题，2008年的“新面貌”改革，汲取了前几次因系统筹划不足带来的深刻教训，出台了《2020年前俄联邦武装力量发展纲要》等10余部法规予以保障。
　　立足国情军情。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对军队领导管理体制的构建，既具有刚性约束，又具有柔性规制。美国在参联会主席和联合参谋部的职能定位上，曾提出过弱势参联会主席、强势参联会主席、国家军事顾问委员会、总参谋部四种构想，在集权程度上，这四者是一种递进关系。美国自己也认为，集权的总参谋部肯定更适合军事力量的运用。但美国最终却选择了“强势参联会主席”模式。其原因：一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不允许作战指挥权的高度统一；二是美国政治运作机制强调“制约平衡”；三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全球部署决定了很难把作战指挥权完全集中起来。俄罗斯经过多次试错，最终确立的从集权型总参到适度分权型总参，以及改造军区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模式，也是适应本国防御性国防政策、地缘战略特点等国情军情的产物。

改革的规律
　　改革大势无法回避。改革是军队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不管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当战争形态演变和战斗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对相对滞后的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提出强烈的改革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动改革往往成为把握历史机遇、占据领先优势、实现加速发展的战略资本。而被动改革，则往往要付出惨痛教训和巨大代价。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改革永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改革顺序不能颠倒。外军改革的实践证明，军队改革的相关问题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领导管理居于统领地位，具有全局规制作用，这个问题不解决、关系理不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事实上也很难构建，即使建立了也很难有效运行。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军队改革屡屡受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遵循改革的逻辑顺序，企图在高层领导管理体制未理顺的情况下，推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结果事与愿违。事实证明，“从动轮”是无法带动“主动轮”的。
　　改革过程不可跃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在基本的领导指挥体制框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如急于实现以信息化为基础的转型发展目标，既无条件，也不可能。任何企图用“大跃进”的方式，一蹴而就地完成一轮重大改革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丹尼斯指出：“军事变革必须是逐步展开的，不要20年，也得要10年。”瑞典国防学院院长卡利斯认为：“不管启动改革的思想多么激进，实施改革的过程需要时间。改革最终将是一个渐进的而不是革命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