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制造业萎缩的趋势似乎发生了“逆转”。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通过计量分析发现，美元汇率的竞争力、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廉价能源、与新兴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差距缩小等因素，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复苏。特别是，该报告通过对比美国在历次衰退前后的制造业状况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唯有在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制造业不仅得以较快恢复，还迅速地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作为最主要的制造品出口在2009年至2012年之间增长47%，出口额一路刷新纪录。一般认为，促成美国制造业回暖主要有四个因素。
　　第一，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由于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市场变动等因素，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第二，随着近年来本国廉价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美国经历了所谓的能源繁荣，使其能源整体自给率有所提高，能源价格走低。特别是在页岩气革命推动下，美国天然气出口增加、进口下降，两者比率从2008年的24%跃升至2013年的55%。能源繁荣为美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能源成本优势和新的投资增长点。第三，在较长时间内推行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所谓的“廉价美元”局面。这为美国制造业及相关出口带来了明显的价格优势。第四，长期以来，支持和推动制造业发展，是美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实际上，这一提法充满争议，我们不应夸大美国制造业的回归。
　　美国的真正优势在服务业，所谓制造业回归很大程度上有造势之嫌。在国际分工急剧变动时期，我们更要冷静判断全球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趋势，正确估量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未来生产要素结构变化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等因素，我国应兼顾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聚焦中国的制造业部门，未来我国可以从研发创新和市场布局入手，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提升竞争力。在供给方，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含量与附加值，建立有利于研发创新的制度环境，改进劳动力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协同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新环境下重塑“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在需求方，应调整制造业的市场布局，将更多力量用于开拓国内和周边市场。这是因为，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对制成品特别是高端产品的需求将不断提高，由此持续扩大的市场规模将为“中国制造”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此外，我国应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在技术前沿与国际规则领域协同作战，防止被国际分工体系边缘化。2008年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前沿与国际规则领域谋篇布局，重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制造业回归只是这个大布局中的一个安排。近两年来，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服务贸易协定等国际新规则，这一动向值得我们警惕。为防止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被边缘化，我国需要在技术前沿与国际规则领域两线作战。一方面，应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提高中国制造水平，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酝酿和修订，扩大国内自贸区试点，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2014年第12期《求是》张晓晶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