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美两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环境大不相同，但19世纪后半叶美国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也可资观察中国快速发展面临的问题。中美两国均以惊人的速度获得迅猛发展，城市扩张，物质财富增加，生活也是显得紧张忙碌。美国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和技术强国。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36年里，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空前的速度推进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经济增长与物质繁荣背后所呈现的尖锐社会矛盾和冲突乃至体制缺陷，严重地制约着国家对实现本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发展目标的追求。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民，均需适应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刺激起来的社会与文化的变化，须调整其法律和行政管理方法，以适应一种充满巨变且错综复杂的时代。
　　20世纪初美国开启的进步时代，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治理，为后来美国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乃至称雄世界提供了可能。有三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威廉·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任职于这个时代，他们的施政理念和政策实践可以给人们提供一定的启示。
　　第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倡导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制约大企业垄断的“公平施政”理念。罗斯福把总统称为“人民的管家”，并使自己成一个强势总统。他上任后，便着手弄清楚当时存在的重大的全国性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并争取获得选民和国会的支持和同意。在他看来，“政府是否有能力控制托拉斯”是一个重大问题。必须树立联邦行政部门的权威，利用反托拉斯法去对付企业垄断或商业不公正行为，譬如政府对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纽黑文铁路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进行起诉。不过，他也意识到，工业发展是必然的，大企业为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工业领导地位，因此对托拉斯实施打击但不是破坏它。美国需要大企业，但要求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去监督它们。
　　需要提及的是，正是在罗斯福执政时期，随着马汉的“海权论”问世、美西战争的经验以及对德国和日本日益膨胀野心和势力的认识，美国开始建立一支旨在确保自身利益、放眼全球的强大现代化海军力量。
　　第二，通过立法途径治理国家。威尔逊认为只要国家对竞争加以保护和鼓励，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原则将会发挥作用，但憎恨政治上和商业上的腐败现象。他主张以立法形式去规范政治及商业竞争行为。1913年通过的关税法使许多特权得以被取消。联邦储备法是威尔逊任内最重要的法令之一，它纠正了美国银行业和通货中几乎所有的弊端。在稍早的1906年，美国国会更是通过了《卫生食品和药品条例》和《肉类检验条例》。
　　第三，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着手对社会进行改良。一方面，社会知识界、新闻界和文艺界对社会弊端及丑恶悲惨现象给予无情的揭露和尖锐批评。“丑事揭发者”们利用他们以事实为基础的生动作品（这个时代造就了小说家德莱塞、杰克·伦敦，以及小说《鱆鱼》的作者诺里斯，还有现实主义画派和“垃圾箱画派”等），唤起美国社会道德及良知的重新觉醒，铲除愚昧和无知，促使社会发生新变革。另一方面，政治及知识精英们系统地提出实施社会改革赖以采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倡导对社会难题和危机实行有效管理和控制。他们既提出对呆板拘谨的思想体系抱怀疑和批评态度，又认为以条理严谨、冷静而科学的方法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本原则。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以及经验实证方法，成为当时用于改造美国社会的一剂良方。（2014年9月15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刘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