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所谓对与不对，不对的只是我们不尊重历史。学习政治必须懂得历史，时髦的理论，标新立异的做法，吸引眼球的手段，都抵不过一个民族几千年来的探索。小到奏折怎样写才能抓住皇帝的眼球，大到官职之间如何设置才能确保制衡，政治是世界上最难钻研却又最吸引人的学问，这门学问中国古人比谁都门清。政治是人文而不是工具。从东西方政治史的角度来看，政治与文化都是相通的。只有研习历史，才不会人云亦云沦为胥吏，而能成为有思想的文官。
　　对于中国政治而言，至少要明晰以下几个问题。

统一与集权的关系
　　春秋大一统是我国政治所呈现出的特点，这是与中国特殊的地理、气候和生活习惯联系在一起的，是我国特殊的政治文明。中国古人智慧无穷，在远古时期就将政治视为一门艺术，通过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约以及察举、科举等手段，最大程度吸纳社会各界的精英人才。随着皇权逐渐膨胀，相权所代表的行政权力丧失了独立性，政治成为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与此同时士人政治特有的弊端开始显现，大量的读书人将科举考试和做官视为唯一的出路，缺乏经商致富的制度性动力，造成求官者趋之若鹜。汉唐时期的宰相制度，随着五代十国军事统治的常态化而衰落，宋代宰相权力已被枢密院分割，明代干脆取消宰相，以皇帝秘书般的五品大学士代行部分职权，清代则代之以军机处的军事统治和特务政治。皇权日益庞大，相权逐渐衰微，家天下的态势形成，最终权力制约的设置实坏于明而毁于清。

行政与监察的关系
　　人性自古相同，避免官员的贪腐，只能让同他利益相冲突的官员去制约他，用竞争对手的千里眼来看住他，这是最符合人性的举措。监察官员就是执掌大权的宰相身后那双犀利的眼睛，秩轻而任重、官小而职大、俸薄而赏厚。御史大夫官职是副宰相，却可以弹劾宰相百官。御史大夫下面的御史台、侍御史、部刺史等，皆可以小官弹劾大官，可获重赏甚至取彼而代之。监察九条，刺史六条，非条所问坚决不管，郡以查县，县以查下，绝不越级而查，程序正义兼顾实体正义，谏议权同决策权分离，监督权同执行权分离，实为古人精绝细致的政治设计。在君权制约形同虚设的情况下，臣权制约却随历史进程而逐步精细。有专门职官对已经做出的决策提出谏议甚至封驳，对地方官员监督考核。
　　最高君主面临的权力悖论在于，为了同朝臣外官争夺权力，他更信任身边的内官，希望这些人成为自己的耳目，纠举揭发外朝官员的不法行为，监察官员由此成为君主身边红人。而外官的内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为自己带来宠幸的同时，必然也会伤及自己。君主同臣子之间就是买卖契约关系，君主提供爵禄，臣子提供才干，为笼络这些身边人，君主必须要给他朝臣的待遇和官职，而一旦成为外臣，就会由君主的鹰犬迅速成为君主的敌人。
　　理想的境界应该是“宰牧相累，监察相司”，监察与行政之间互相制衡，绝不混淆界限，监察官员不参与日常的行政决策和执行，只是处于监督者的地位。这种监督是阳光下的制度，不由人的好恶引发，监察与行政互相尊重对方的工作，又通过正当手段捍卫自己权利。制衡公开在台面上，争议话题交于社会公议，使得政治步入一个理性自觉的时代，形成符合现代精神的中国政治哲学，彻底取代官场厚黑术，使为官和从政统一起来。

机构层级膨胀的危害性
　　行政集团日趋庞大绝非国家福音，导致食人者少而食于人者多。自秦汉至明清机构层级日益膨胀，秦汉只有郡县两级，郡守级别相当于九卿，同为两千石，然而唐以监察官从事地方行政，观察使、节度使横增一级，成藩镇割据渊薮。宋代不思教训，不仅将唐代之道作为路继承下来，并且继续以监察官变成地方首长，非但如此，每一路还要增设四个监司官帅、漕、宪、仓，分掌安抚军旅、转运财赋、提刑司法和民政救济事，每个府州要面对四个上司，地方官愈加难做。明代承元代之行省制度而设立三司，三司之外又加分司变为四级。清代又将明代的巡抚固定下来，省一级上增设总督巡抚，变为五级。机构日益庞大也就意味着管官员的官越来越多，而从事实际工作的官员越来越少。在此背景下，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监察权呈现出扩张与沦丧相生相伴的特点，每当监察权扩张并与行政职能混淆，就丧失了实质性内容，导致监察权沦丧。

基层官员地位是政权的晴雨表
　　流动最稳固，僵化很脆弱。流动性是政治的风向标。政治制度的流动性，政治集团的流动性，是确保社会各个集团认同执政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形成超稳定社会框架的前提，一旦流动性丧失，社会不满情绪被调动起来，政治合法性就有被颠覆的危险。随着机构日趋庞大，作为最基层官员的府州和县一级官员流品日益降低。自明代考试制度发生变革，基层官员与封疆大吏的政治前景，与他是否有进士出身以及翰林院经历相挂钩，也就是说一日为地方官便终身为地方官，一入翰林院则注定成为封疆大吏，其品级上可谓一考定终身，而非按照治理功绩裁定。机构的庞大，科举制度的泾渭分明，使得基层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最接近底层的官员其上升的空间越小，在整个官场金字塔结构中的地位越低。久而久之，必然导致基层官员自暴自弃，国家治理的末梢神经坏死。

百官与胥吏相互流动
　　百官者虚名，柄国者胥吏也，官与吏之间是一种彼此依存而又有所区别的关系。自汉代察举制度以来，孝廉人才中颇有从小吏中擢升出来的，宰相也有出身小吏的。从明代成祖开始制度始坏，规定胥吏不能做御史，甚至不准考进士，确定了根深蒂固的流品，也就关掉了胥吏向百官的跳龙门机会。胥吏执掌机要，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任命、诉讼、工程诸事，皆由胥吏办理，却不给他们改变身份的机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腐败之事在所难免。贵贱之别是为我国民族心理中的一大偏差，其实职业无贵贱，政务官与事务官之间不应泾渭分明，不能因为一个人当过事务官就剥夺其成为政务官的机会，历史上的孔子也当过掌管仓库牛马的小吏。在当代社会，事务官的经历恰恰应该是政务官最大的财富。我们不能以历史评价取代时代评价，但给胥吏机会也就是增加政治的内部流动性。近年来中国强调基层工作经验的重要性，“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部”，有这方面的积极意义，不过要警惕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过分强调胥吏、官员只能从胥吏中选拔的倾向，避免带来政治的技术化和经验主义。

走出中国式的制度陷阱
　　中国历代繁复的政治制度充分说明了我们先人的政治智慧，在皇权与相权纷争之际许多人以不合规制为由力谏力争。制度是个好东西，但太拘泥于制度就会带来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制度越来越复杂未必是好事，医治疾病的药在病愈之后反而可能成为戕害人身的毒。一旦沦为官僚政治，所有的制度就仅仅是装潢而已，政治语言与现实脱节，语言只是表达某种意涵而非具体事物，迂回与进入成为官场的政治语言学。君主权力不受制约，法治成为人治外衣，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法之行亦靠恩赐，最终使官场成为一个神秘的行会组织。制度与人事之间无所谓等级之分，政治制度归根结底是要赋予从事政治事业者施展才能的机会，通过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才能，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制度就只是桎梏甚至改革的对立面。
　　对制度多一些“透视法”“谱系学”，就可以摆脱对政治的概念化想象，在研究政治制度史时，区分哪些是真制度，哪些是假制度，在区分改革与改良时，厘清哪些是假改革，哪些是真革命。比如封建、帝国、轻徭薄赋等概念，每一个政治史上的概念都牵连一群概念，如果孤立地脸谱化理解，很容易一叶障目。比如中国既无贵族何来封建，既无殖民地何成帝国，摊丁入亩只是研习明制愚民并打击知识分子的手段，何谈仁政，国家税收制度要与土地制度联系在一起，并不是收税越少越好，等等。再如天下为公的理想始终是士人政治的圭臬，但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只有造反而无革命，士人政治沦为部族政治，政治有私心而无公理，有法术而无制度，军事统治凌驾于日常政治之上。康梁变法本指望虚君共和，却只见光绪而未见满族集团，低估了阻碍改革的力量。辛亥革命则将民族革命与制度革命合二为一，一举而釜底抽薪，遂成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革命不是更换政府而是推翻私心政治的问题。
　　文人论政，其弱点在于书生意气，其优点亦在于书生意气。唯书生能读透历史与文化，打破陈词滥调，拂去历史迷雾尘埃，还原真实的政治文化，避免对于政治庸俗化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