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连续写了几篇文章，中心意思是扩投资与扩消费相较，后者才是拉动经济的重点。可时下学界有个流行观点，说上半年消费与出口皆稳中有升，唯有投资同比不升反降，有数据支持，故因此断定经济下行是由投资不足引起，认为拉动经济的重点是扩投资。实话说，这观点我不同意。
　　不否认，上半年投资增速确实在放缓，相关数据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不过即便如此，我认为也不能得出扩投资是拉动经济重点的结论。路人皆知，目前中国经济的症结是产能过剩，亟待“转方式、调结构”，而调结构投资放缓在所难免。站在企业的角度想吧，若市场需求不振，产品卖不出怎可能去盲目扩投资呢？由此看，当务之急应是扩消费，扩投资也要以扩消费为前提。
　　这观点我曾说过多次，也反复解释过。本文要讨论的，是假定市场有需求政府该怎样扩投资？这问题其实用不着多想，办法就两个：一是加税；二是发债。是的，扩投资不能空手套狼，首先得有钱，没钱谈何扩投资？关键问题是钱从何来？政府并无点石成金的本领，除了加税与发债怕是别无他法，所以跟下来的问题，实际是要讨论政府扩投资应首选加税还是首选发债。
　　显然，对这问题的处理，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美国次贷危机后，奥巴马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加税计划；而中国相反，则主要是发债，并同时推出了结构性增减税方案。那么加税与发债究竟何者更优？若二选一，我不选加税。为什么？个中道理美国众议院预算委主席保罗·莱恩说得明白：“政府收税越多，最终获取的就越少。对创造就业者收税越多，你获得的就业机会就越少；对投资征税更多，你获得的投资就越少。”
　　不错，当一国经济进入下行期，加税无疑是杀鸡取卵，那样不仅会抑制民间投资，还会打击公众消费。发债呢？发债吸纳的是闲置资金，短期看，对民间投资与消费无碍；而对政府投资肯定有助。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就是通过发债，经济才得以化险为夷；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殃及全球，中国还是发债。当初不少国外学术机构危言耸听，预判2009年中国经济将跌破7%，结果却增长了8.7%。
　　别误会，我不选加税而主张发债，不是说扩投资就非得发债不行。我的意思是，短期内发债比加税可取。但若长远看，发债也非上选，最终也会排挤民间投资，故发债虽可应急，但只能是权宜之计。为何这么说？让我从两个角度解释。
　　第一个角度，是从价格累积过程看。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1898年出版《利息与价格》，提出“累积过程原理”，此原理一直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先导。何谓“累积过程原理”？维克塞尔首先区分了“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他指出，货币利率是指借贷“货币资本”的利率；而自然利率则是指借贷“实物资本”的利率。比如人类社会在没有出现货币之前，企业借贷的不是货币，而是实物，还本付息也是用实物，这种所付“实物利息”与所借“实物资本”之比，就是自然利率。
　　于是维克塞尔推断说，当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一致，资本供求处于均衡状态，生产既不会扩大，也不会缩小，价格将保持稳定；当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业发现有利可图便会扩大生产，而需求增大，价格将不断向上累积上涨；反过来，当货币利率高于自然利率，由于投资成本升高企业会相应压缩生产，需求随之萎缩，价格则进入一个向下累积的过程。
　　以上维克赛尔分析的是利率与价格，但给我们的启示是，当货币利率一旦高于自然利率，企业便会压缩投资。也许有人问，这与我们讨论的政府发债有关系吗？当然有。不要忘了，政府债的最大买家是银行，银行买了政府债企业贷款会减少，而贷款紧缺必推高货币利率。中国最近的情形正如此，不信你去听听企业家怎么说吧。
　　另一角度，是从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看。经济学有个著名的“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该定理说，政府今天的债就等于明天企业的税。当然这也是从长期看。想想也是，政府发债自己肯定还不了，还债最后还得靠企业缴税。这样政府发债越多，企业日后税负就越重。而企业缴税多了，利润减少投资也会减少。故经济学说政府投资有挤出效应，即政府今天的投资可能挤出企业明天的投资。
　　由此看，除了发债，扩投资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减税。发债是扩政府投资，减税是扩企业投资。对此，学界并无分歧，而分歧在于，扩政府投资与扩企业投资该怎样取舍。我的观点，政府投资应该扩，但重点应扩企业投资。政府扩投资无非是创造就业，扩企业投资其实也一样创造就业。而且由于预算约束不同，投资效果也大不同。我们时常听说搞政府工程有官员腐败，可有谁听说过官员自己家里装修有吃回扣的呢？
　　写到这里，让我对本文作一小结。有三个要点：第一，短期看，扩政府投资加税不如发债；第二，从投资效果看，扩政府投资不及扩企业投资；第三，扩企业投资政府应少发债多减税。若说得再简洁些，一句话：扩投资加税不如发债，发债不如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