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本右翼政客“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叫声越来越高，他们在美国政府支持下越走越远，甚至一再试图为战争罪犯翻案。这些，竟然得到日本国内许多人支持。对此，不能不让世界上善良的人们感到忧虑，让人们关注和反思二战时法西斯国家人们的心态和道德状况。

　　“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我的心。”这是一句很残酷的话，来自德国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艾希曼的自我辩护。我们都知道，艾希曼是犹太人大屠杀中“最终方案”得以执行的主要负责人。他在战后曾一度逃往阿根廷，只是最后还是被押上了审判席。那是一场引发全球关注的大审判。在审判席上，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在纳粹时期，我不过就是一个执行希特勒所下达命令的军官。我的所作所为是任何一个忠于职守的军人所应当做的。除此之外，在当时的境遇中，人人如此，并没有任何外在的声音来唤醒我的良心。因此，不可能由我一人来承担这一巨大的罪责。”这样的辩护之词，在现在听来，不免荒谬。因为，艾希曼并不是一个未成年人，当时的他，亦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去承担自己的行为引发的道德责任与法律后果。然而，当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强力意志凌驾于一切的年代中，艾希曼的申辩就不再显得如同字面上那般无力。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不论是在德国本土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关于纳粹罪责的讨论，始终没有止息。身在美国的阿伦特在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中，直接论及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而发生在198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更是兵扎两营，深刻而持续地讨论了二战历史遗产的问题。1996年一个犹太裔美国学者丹尼尔·戈德哈根在他的那本《希特勒的志愿的行刑者——普通的德国人与大屠杀》中，则是详细论证了屠杀行为的非强迫性、参与范围的广阔性、消灭犹太人的彻底性，以及不必要暴力的泛滥性，重新又将千千万万的普通德国人拉回了那个历史论争的漩涡。人们开始追问，当一个民族的多数人全都被卷入一场无以逃脱的罪行之时，对于身在其中的个体来说，是否真的需要这么一个良心被唤醒的时刻？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被简化为一组对比关系，那就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上，每当群体或者国家向个体施压的时候，渺小的个体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往往会倾向于凭借以往的生存惯性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难以作出独立、正确的判断。这正是纳粹大屠杀中的艾希曼，以及形形色色的种族大屠杀中沉默的大多数所共同描绘出的人类群像。这种力量对比中所存留的个人“正义”似乎成为了逃避罪责的最好理由。甚至还有一些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不仅未曾对这一“正义”进行些许的反思，甚至还将这道长长的历史阴影拉到了现代，进而将昔日卫护天皇荣耀的兵将祭拜在了神所。有谁能够想象一个曾经被所谓的“荣耀”“忠诚”“使命”所召唤的民族，依旧在当下延续那种极端状况下的疯狂、盲从和非理性呢？
　　如果不曾反思历史，个体的清明将永坠迷狂的深渊。幸而，人类的历史并不缺乏独立的思考。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就曾在《德国罪过问题》中，疾声高呼：“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的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确实如此，雅斯贝尔斯的深刻之处，不仅仅在于对二战德国历史的批判性审视，更在于用这样一种呼喊，向每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发出了人性层面的考问。在一场民族性的黑暗被揭开幕布之时，光是审判几个艾希曼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内心，对自我进行一场深刻的审判之后，这个民族所罹患的精神与肉体的疾病，才有被治愈的可能。虽然在那场浩劫中，并非每一个人都向纳粹投出了赞成的一票，但是，他们在彼此的缄默不语、乃至于照章办事的机械性行为中，都已经站到了纳粹的一边。而当历史的车轮将罪恶碾平，战争的烈焰在这片土地上逐渐止息的时候，大多数人重新又躲入了人群，希望将这段不堪的往事从记忆中彻底抹去。没有哪一个人主动站出来说，我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因为他们永远都有更高一层的理由——例如，政治的压迫、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不过我们需要牢记的是，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承担责任，每一个人都是清白无辜的话，那么，那些在灾难中真正遭受迫害、真正清白无辜的人，恐怕就要永远地沉没于历史遗忘的冰海，再也无人记起了。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那场罪行的犯人，这罪恶的印记如同原罪，将随着人类的繁衍代代相传。重提这段历史，重新思考和追问这一问题的真正要旨在于，我们必须在经历罪行与磨难之后，重新设定一个最低限度的道德与责任的防线。那就是，对于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劫难，我们有责任去铭记、去思考，并时刻在心中防范类似罪恶的再度发生。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其实也就没有未来。一个没有记忆的人类，同样也没有资格拥抱未来的曙光。
　　正视历史，给了我们重新审视自身蒙昧与惯性的机会。也许在这种正视中，我们可以谅解罪行，可以止息哀恸。但是，我们却不能忘却这样一句曾发生在罪行审判台上的辩护词：“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我的心。”它提醒着我们，人类所可能坠落的深渊。也许我们今后最该防范的不是希特勒或者艾希曼的重生，而是产生他们的土壤——我们身处的这个随时随刻都能被非理性乃至暴力所驱动的人类群体。人类诞生伊始，万物皆显得冷漠无情，为了避免伤害，人类为自己安置了种种距离，隔绝冲突。然而，自然界无边的黑暗与孤独，又不断驱使着人类抱团取暖。这团结与距离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双重面相：一方面渴望团结的体温，另一方面又恐惧切近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人需要孤独持存的自己，但又需要彼此相依的群体。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孤独的个体，愈加显得脆弱不堪，一不小心就会在坚硬的社会现实中被击打粉碎。从此，人类过上了群体的生活。然而，当社会机体之中不断酝酿生成、进而积聚爆发的权力逻辑，终于跃出温情脉脉的地表之时，群体内部的稳定结构就被打破。桀骜不驯的权力，开始依据自身运行的轨道，寻求掌控群体灵魂的方式。我们会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的群体运动中，看到比肩接踵的嘈杂以及急剧密集的触碰，所释放出的超越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热能与力量。甚至，某种赤裸裸的动物性特征，也将在此种狂热中被引爆。随后，我们所能想象或者无法想象到的疯狂、盲从乃至破坏就将在历史的舞台上轮番上演。
　　只是，这样的时刻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记忆，并不在于它所带来的毁灭性破坏，而在于它所彰显乃至验证的人类最本质的价值存在。面对黑暗、暴力和恐惧的时刻，你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淹没于群体，确实能够化解个体的渺小与脆弱，而一旦群体的狂暴撕裂了人类起码的正义之时，掩藏在群体狂暴之涛中的个体，究竟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出让自己的价值判断、屈从于群体的共振，不啻于放弃人之为人的基础——独立、自主与尊严。而一旦放弃了这一切，人类将无从窥见希望的曙光。我们总是特别容易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不总会遇到极端状况的抉择，只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点，那就是，日常总是以某种不经考量的方式，让我们熟悉着生活，让我们麻木。一个不再存有陌生感的时代，使得人人都放弃了独立的思考。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人类在历史长河的辛苦跋涉，逐渐剪除了日常生活的陌生化，尤其是在当下这一时代中，有谁再去追问，再去反思？只是，再度念及艾希曼的辩护之词，身心不免为之一震。如果，个体丧失了内在的追索与反思的能力，单单只信靠外界的声音，那么，这发展进步的成果，不过就是把人再度圈养起来而已。只是，人不再是被圈养在自然之中，而是被圈养在了更高级的人类社会群体的牢笼之中。因而，面对黑暗、狂暴与恐惧之时，最为可怕的不是转身逃脱，而是，不加思考地普遍沉默与盲从。在反思停止的地方，便是人类生命力枯竭之处。